对样本的有效性带来一些影响，正如经济学家所言，要评估一个差距如此之大的非随机样本是有挑战的。但由于样本量巨大，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布朗和其他机构的研究力量对30个县进行了调查，访问了1500个农户，询问他们是否认为报销程序过于烦琐，是否有其他类型的保险，实际报销比率如何，以及今后是否还准备参保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新农合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因素：覆盖外来人口，不需要医院出具转诊转院证明，报销比率较高。

    一些地方新农合的报销比率很低。在一些低收入贫困地区（由于税收缺乏，一般来说地方财政也很困难），最高补偿金额只有3000元，不足以支付平均住院花费5000元。还有一些地方只报销住院费用的10%～20%，不到卫生部公布的30%的平均报销比率。也就是说，在目前阶段，新农合尚未达到设计者的初衷：不再让贫困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由于报销比率不够高，一些困难群众在不幸发生疾病时，因无力求医问药，仍然只能守在家里任病情发展。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医药学家出身的美国杜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施李正在山东省威海的几个县开展了新农合实施状况调研，他指出了该制度的一些不足。他认为，“中央请客，基层出钱”是该制度缺乏资金支持的一大原因。中央要求地方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而不管资金投入，只出部分资金。2007年中央财政为新农合投入了114亿元，仅占筹资总额的27%。施李正认为，医保资金应该由中央政府出，地方政府可以分担一些，也许根本不应该让农民个人出钱。在威海，人均门诊花费13.6元，几乎等同于个人缴费标准。他担心，缴费没有价值，可能导致高退保率。我猜测大多数人会将此视为购买大病保险，而不指望其覆盖日常医疗开支。施李正担心，如果健康人群不参与进来，合作医疗制度将最终筹资不足。施李正因而质疑，强制农民参保，至少对部分人群的强制参保是否有必要。目前看来参保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强制因素，因此在我看来当前筹资还不是主要问题。

    尽管如此，新农合仍然是很有前景的，中央政府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并要求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到2008年末，很多地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为每名参保农民的补助有望分别达到40元。像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医疗卫生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已上升到0.8%，并且随着新农合在更大范围的铺开，将呈进一步上升之势。另外一个积极的进展是，中央政府迅速铺开了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援助项目。截至2007年底，3600万人受益于这一项目，价值达48亿元的资金将给贫困群体以医疗援助。

    为什么健康问题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健康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未来，特别是对年轻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着重研究了健康冲击问题，他将健康冲击定义为需要住院治疗，或者医疗支出大于5000元的疾病。而许多农民的年收入通常只有几千元。姚洋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详细记录了样本中每个人从小学阶段到二十几岁这20年来接受的教育和发生疾病的情况。他发现，样本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曾遭遇健康冲击。而且，数据显示，健康冲击发生的年龄越小，其影响越大。如果在小学阶段受到健康冲击，则这个孩子有10%～16%的概率无法进入中学学习，而这恰恰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在中学阶段受到健康冲击，其影响会小一些。姚洋预计，造成这种负面影响的原因，就在于金钱因素。一次健康冲击就可能耗尽家庭的全部积蓄，也就意味着父母再也没有能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而停止学业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姚洋认为，只有不断推进免费义务教育（正在逐步推进），确保新农合的完全资金保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