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当要把阿迪叫到身边，阿洛伊斯就吹一声口哨。那是一声像很细的钻头一样的口哨声，尖厉得耳朵都痛了。孩子已经来了他也不减弱这声音的尖利。在酒吧里，他现在老喜欢说：“假如你有一个儿子要抚养，千万别丢了鞭子。那是我的经验教训。”阿洛伊斯不止一次对阿迪说：“时光和牺牲全都浪费在你哥哥的身上了。你呢，阿道夫，绝不许浪费我的时光。”

    阿迪吓得动也不能动。我不得不感到纳闷，这样做最后的效果是否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对待狂躁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如何采用羞辱和自贬作为工具。假如我们要逼一名对象做出狂暴的行为，一系列的羞辱手段可以促使对象在他的抑郁和狂躁两极之间迅速地动荡不定，不多久情绪就会爆发。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年龄就需要这么严厉的手段。然而，大师没有要求我去抑制阿洛伊斯，这个父亲在这孩子的精神上灌注了痛苦的感受。极度的精神痛苦伴随着根深蒂固的抑郁症的开始阶段，而阿迪现在正经受着不小的精神痛苦。

    这些都是促使自杀念头萌生的惯用手段。因此我不知道大师脑子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孩子如此孱弱是要出问题的。灾难太大，而回报太小。

    然而，大师常常采取这样的举措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他常常爱拿我们对象的生命来大胆地冒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大师心中为年幼的对象筹划一个雄心勃勃的未来，就会怂恿这种父母专制手段，有时还会有意煽动。我觉得他是把它看作预防未来情感危机的又一种手段。

    很自然，这些没有把握的事也可能造成未来的不稳定。一旦我们在一个富有自尊的对象身上灌输了极大的耻辱，我们就给自己定下了把创伤转化为今后的力量的任务。这个任务在难度上可能相当于把一个懦夫转化为一个英雄。然而，假如我们成功了，假如一个未来的自杀者心灵的深渊被转化为自我中心的悬崖，一个巨大的冒险便取得了成功。因曾经被羞辱而苦恼的人现在获得了羞辱别人的权力。那是恶魔的权力，要获得这样的权力也并非轻而易举。然而，我不想夸大其词。在这个时候，阿迪的思想远没有完全受到约束。他在克拉拉面前为自己辩解的时候确实表现了他不小的才能。

    “妈妈，”他对她说，“我爸爸现在老觉得我做得不对。”

    她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几声口哨声也像一根针一样刺入她的耳朵。

    “阿迪，你绝不可以说你爸爸是错的。”她对他说。

    “可是，假如他可能是错了怎么办？”

    “他不是想要错。也许他偶然出错。”

    “要是他错得很厉害怎么办？”

    “事情不会那样的。”她点点头。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相信她接着说的话，但她还是说了，“他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父亲迟早会明白他可能方向错了。”她又点点头。仿佛是在迫使自己相信这样的话。“会有这样的时候，”她说，“爸爸明白了他也会犯错误。”她伸手抚摸孩子的脸，仿佛是要给他脸上的热度降温。“是的，”她说，“他听到了自己说的话。明白了这些话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改了。”

    “他改吗？”

    “当然。爸爸改了。”她说这个话仿佛事情发生在过去。“他改了，”她把这句话又说了第三遍，“现在他说话很有道理，说话方向也对了。因为他随时都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绝不会让他心烦意乱了。你绝不会了，因为他是你爸爸。”她扶住阿迪的腰，注视着他的双眼。

    克拉拉是这一家人中的第一个（依然是唯一的一个）认识到阿迪是可以交谈的孩子，仿佛他是一个十岁、十二岁的人了。“是的，”她现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