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九四二年相距一八三七年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照这样说来，一九三八年也一样。我又一次说起一九三八年是因为在合并期间奥地利发生的一件小事。这件事对于深入了解希姆莱很有帮助。假如，人们在他的背后依旧笑话他叫海因尼——步态很不雅观，样子傲慢，屁股又大又扁，是一个虚伪的庸人，跟爬得很高的任何人没有两样，那么丑化他的人只说了他的躯壳。谁都不如他那样深信纳粹主义的哲学原理，即使是希特勒也不如他。

    我记得在褐衫党徒进入维也纳的第一天早晨，他们有一个班的人——都是啤酒店常见的那种人，一个个都是大肚子——把一群年老的和中年的犹太人，都是一丝不苟地戴着夹鼻眼镜的专业人士，集合起来，叫他们拿牙刷刷洗人行道。那些冲锋队员大笑着在一旁观看。这个事件的照片都刊登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

    第二天，希姆莱对我们几个人训话，“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放纵行为，我很高兴我们党卫军没有一个人与这样的粗野行为有任何牵连。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降低了我们很多最优秀的人的道德水平，它毫无疑问会助长维也纳的混乱。然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排斥这一举动所透露的质朴的本能。经过缜密的思考，我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讽刺之作。”他停顿了一下，他的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有许多人有奇怪的，我要说是隐蔽的自卑感。他们感觉到犹太人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能力去专心完成一项任务——犹太人的确懂得如何学习钻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会非常成功的道理。在这些人当中盛行一种观念，认为只要比他们所居住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地种族的人更加努力工作，他们最终将赢得一切。

    “因此我要说，这个举动产生于我们德国人的虽然粗浅却是本能的理解。它的确让犹太人知道，工作，假如不是跟高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就是毫无意义的。‘用这些牙刷来擦，’我们街头的孩子会说，‘因为你们这些犹太人，不管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们每天都在做完全同样的事。你们高尚的学识根本没有用处，只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矛盾中。’因此，再仔细一想，”希姆莱最后说，“我不会对这些低级别的纳粹党员的举动不假思索地加以谴责。”

    假如人们要了解希姆莱，这个故事是有用处的，不过这个故事打断了关于我是怎样知道到底谁是阿洛伊斯的父亲这一真相的叙述。尽管我已经准备好要说出他的名字，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我认识到，有些读者会很生气，因为暴露的这些事实不会附上有关资料来源的说明。有人会说，事实不能成其为事实，假如怎样获得这一事实的手段不能说明的话。

    我同意。然而，我真正的手段不能透露，现在还不能。利用Ⅳ—2a特别小组的优越条件，在这个时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我的确根据已有材料替海因尼准备了一个答案——我知道假如我的最终调查结果能对他的案子提供帮助的话，他会接受的。

    那么，我们暂时就安于现状吧，满足于一九三八年呈送给希姆莱的结论。我把格拉茨的犹太人根本就不存在的消息一带回家，就建议调查玛丽娅·安娜·施克尔格鲁伯一个兄弟的行动，因为他挺有头脑，离开了斯特罗纳斯的泥巴，做起了商品的旅行推销员，赚了一点钱。这个兄弟最有用的地方是他会定期经过格拉茨，所以，我起先就把我们的案子寄托在她这个兄弟身上，而不考虑玛丽娅·安娜做过佣人的那个真实的家庭——一个寡妇和两个女儿。通过仔细研究她们的旧存折，事情很清楚，这几个女人并没有额外的钞票寄给她，而实际上，她们发现玛丽娅·安娜有小偷小摸行为以后就把她辞退了。一个未婚的女佣怀孕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少了几个硬币，那可不行！我于是认为，玛丽娅·安娜对她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钱是一个犹太人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