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我父亲去巴黎待了三天，他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已经见过了罗兰多·库贝拉。

    十月初的时候，库贝拉告诉他在巴西的上级领导莱姆，他要移居到巴黎，因为他找到了更适合他的职位——“内政部外交处的二把手”。一听这个部门的名称我们就更加确信他和DGI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没有拿枪对准卡斯特罗的可能。

    然而，我父亲在巴黎约见库贝拉时着实费了一番周折。他坚持要求鲍比·肯尼迪出席，他说他的目标是成为古巴下一任领导人，他希望得到肯尼迪的政治支持。

    可是，让肯尼迪出席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的天啊，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啊！甚至告知他的可能性都没有。当然，最后库贝拉不得不妥协。这件事的关键是选谁作为司法部长鲍比的代表前往巴黎谈判。卡尔主动报了名。

    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没有人会反对卡尔冒充自己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

    然后，上级决定让巴黎驻地放松警戒。相反，请莱姆从圣保罗飞到巴黎约见库贝拉会更加有效，这样他就可以引导库贝拉到达卡尔在十二个行政区内选取的任何没有特色的咖啡厅了。“我喜欢第十二区，就因为这种聚集，”卡尔说，“这里聚集了许多小酒馆，数量多得不会让你在任何一个酒馆里面见到一个自从出生就见过的人。”是的，一个简单的扎营会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让巴黎站提高警戒，告诉他们高层领导哈利法克斯正在路上，他要去见一个有可能携带枪支的危险人物。“巴黎驻地将会在库贝拉的房屋上布满安全防护。”卡尔提醒道。

    于是我父亲动身去了一次巴黎，往返日期为十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十日。他们见面那天是十月二十九日，库贝拉不到一个小时就喝醉了，我父亲费尽心思说服了他理解鲍比的选择，然后库贝拉告诉我父亲，他只接受司法部长鲍比的私人代表。然而，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又说想要拿到鲍比的亲笔信，而且信里面还必须承诺任务圆满完成以后，古巴第一次民主大选时，美国必须出面支持选他为总统。“但是，”库贝拉说，“如果我没有竞选成功，那么你们除了支付我的开支（可能会是很大一笔钱）以外，不需要再负任何责任。”

    “他的长相怎么样？”我问。

    “可能符合你的期待，”卡尔说，“他很高，脸圆圆的，一双卧蚕眼，留着黑色的胡子，显然是个很吸引女人的男人。他应该很喜欢可卡因，如果让他在外面晃荡一整夜不碰触可卡因，估计他就会疯掉。”

    我很失望，我父亲说的内容没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问道：“他谈论的话题只限于他的政治预想吗？”

    “我们还谈到了硬件工具，他希望我下次去巴黎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精细工具。他一个劲地夸奖我们的‘技术先进’，我都不知道他是在说我们的暗杀还是我们的狙击枪，我干脆直接问他：‘你指的是我们的暗杀吗？’听我这么问，他就发狂了似的大声喊道：‘不要再让我听到你用那个词！’天啊，咖啡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他仍然这么大嗓门说话，我只好重重地按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这让他冷静了一些，但他还是把我的手甩开了：‘不要用这个字，否则你就是在自找麻烦。知道了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直接，但是我真的想让他说重点，他的话太含混不清而且又很夸张，真是个酒鬼。当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刺杀者都很冷静，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和罗兰多·库贝拉在一起并不是很开心，对吗？”

    “太痛苦了。但是，休·蒙塔古和迪克·赫尔姆斯都赞成我的想法——他是我们在这件事上唯一一个能用得上的人了，”卡尔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说说你自己吧，我已经决定下次去的时候带上你了。”

    “我很高兴你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