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临别时书写的信，但是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给她回复过。我一直沉浸在孤独中，我的心就像一个空钱包一样。有很多次我都差点打开那封装有摩德纳电话号码的信，甚至有一次，我的手指就要落在拨号键上了，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工作占据了我整个身心，后来就再没有想起过这事了。然而我发现自己对父亲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尽管他只要稍微集中注意力就能掰开龙虾的钳子，但他的注意力不是天天都这么集中，他的桌子永远都像是没有整理过的床。还有他那不稳定的组织能力，就像不愉快的宿醉一样令人痛苦。然而我爱他，这一点是我从处理各种细节中发现的，关注细节给我带来了新的热情。我会负责一些卫生工作，比如把他的衣服送去洗；当然，我还会仔细检查他和麦科恩、赫尔姆斯、蒙塔古以及其他五十个仍然在JM/AVE工作的官员之间的备忘录，检查传入的电缆以及我们制定的优先通信路由模式。说真的，我已经喜欢上处理这些琐事了，而且卡尔的秘书埃莉诺已经高负荷工作了很多年，现在她也需要一个助理来帮她分担，我很高兴埃莉诺和我很合得来。这些日子，我桌上的东西比我的住处更贴近生活，而且，实际上无论是在迈阿密和华盛顿，还是在兰利和赞尼特，我的办公室都没有什么差别。我又一次认识到我的知识是多么地不足。我获得的能量越多，我就能越多地参与事情发展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同时得到的满足感也越少。我在晚上独处时看间谍小说，小说有一点让人很满意，那就是它的描述和现实工作一点都不一样，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与真实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的思绪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我还思考小说情节的本质，在生活中，情节永远都是不完整的。无论怎么样，这也是人们一半的焦点，因为我们永远都无须把自己逼得比剧本里的主角还要紧。如果你坚持把你的生活看成一个连续故事的话，那么一个人生活的另一半焦点就仅仅是积累习惯、错误、运气、偶然，还有许多获得的帮助，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谈资而已。因此，我很感激这个夏天，在这个夏天里，我没有太多的个人琐事，但在许多的细节中学到了知识，而且我的父亲和我还组建了一支值得尊敬的团队。

    然而，他还有一些工作是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他正在和安/拉稀建立联系，但是如果九月八号的大事件不能说服卡尔让我担当重任的话，那我就真不知道自己还要学习到什么时候了。那天早上，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递给我一份《华盛顿邮报》的剪报，上面讲述的是发生在哈瓦那的故事。九月七号晚上，卡斯特罗出席了一场宴会，地点在巴西大使馆，在这期间，他把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叫到一边，说：“肯尼迪与我们的巴蒂斯塔是一样的家伙，我们已经发现了消灭古巴领导人的恐怖阴谋。如果美国领导人再敢援助这些计划的话，我保证他们自己也别想过安稳的日子。”

    “这就是给我们的一种暗示。”卡尔说。

    “你能跟我说说故事的背景吗？”我问。

    “安/拉稀现在待在巴西圣保罗的古巴领事馆里，我们的人已经和他碰过面了。”

    “有这条信息已经足够了，”我说，“哈瓦那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和美联社记者沟通，而卡斯特罗偏偏选择了巴西大使馆。”

    “是的，”卡尔说，“今天早上在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办公室，我们讨论了成立反情报小组，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情报活动。”

    这是真的，九月他们为此召开了几次会议，但是到月末的时候卡尔说：“我们仍在筹备中。”我查看了赫尔姆斯发给反情报小组的最终备忘录的复印件：“即使安/拉稀还没有被卡斯特罗策反成双重间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不足以下任何定论，但是我们也要准备放弃这个很重要的资源。但是，在加勒比我们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