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迈阿密的一家酒吧里，我想起了摩德纳过去如何把油灰敷在她的长长指甲的凸出部分并用黏合带子绑起来的情景，她每次打网球之前都会这么做。或许是酒精刺激的原因吧，我的眼里流出了泪。如果现在她的号码在我的钱包里我或许早就给她打电话了，可是现在它却安静地躺在密封的信封里，被我锁在办公室里了。

    这段时间我没有说过自己的私生活，不过本来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我和JM/AVE里的几个出挑秘书搞过暧昧关系，这些女人似乎都是奔着找丈夫来的，而我显然不想寻找爱妻。等我玩够了，我就回去和总部的同事喝酒，有时候狂饮太过频繁我就休息一天或者更久，顺便再给基特里奇写上一封长长的信。

    这段时间很奇怪。自从我父亲从东京回来，我的生活轨迹就发生了变化。他奉命来重组JM/AVE，使之更加精简。到了三月，各个部门按比例进行缩减，缩减速度与我们建立的速度差不多。关于人事调动的事我父亲一直忧心忡忡。因为这事并不是我父亲擅长的领域，所以对每位他想派去不理想的驻地的官员他都仔细研究他们的二〇一档案，如果是拖家带口的他就会重新审视该项安排。我觉得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然而后来我意识到卡尔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不希望有过多的人上诉指责他安排不妥。

    我们经常拿1963年前几个月我们派出去的古巴飞机出动架次作为预算的参考资料，不管什么计划只要耗得过久、花费过多，卡尔都会施以惩罚，如果是新项目的话就要从一开始缩减开支。所以我父亲常常是牺牲自己新建的项目来保全比尔·哈维的项目，同样我开始还以为父亲做事非常公平，后来才发现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我不能总是跟机构的会计员解释，说我禁止这个烧钱的项目是因为它没用，而且这事由比尔·哈维负责不是我的错。会计员永远也不会听我解释，他们能有多懒就有多懒。”我真是受教了。

    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正在进行的美俄双方谈判，两国一直监视着导弹的动向，这其中还存在着障碍。鲍比·肯尼迪还是不时地刺激我们偷袭古巴，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动作，但是如果卡斯特罗不遵守与赫鲁晓夫的约定，那么我们就不会放弃攻击古巴海岸线，这都是有章可循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流亡者们不断地擅自偷袭古巴，α66、突击队、第二战场、MIRR，或者任何一个从装备极差的队伍中出来的人，他们人员变动之快令我们来不及更换制服上的标签。这一群人常常朝苏联的船只发射火箭或者攻击古巴海岸泥泞街道上的桥。苏联人抨击我们背后支持了这些行动，然而这正是迈阿密的古巴人想要的效果。

    肯尼迪认为现在不是产生误会的时候。共和党人基廷在参选纽约州参议员时称，苏联在古巴山洞里暗藏了大量不明导弹。赫尔姆斯一直督促卡尔获取更多的情报，但都无法证实基廷的言论。我们派去古巴的特工不断地向我们汇报，说卡斯特罗正加紧往山洞储藏坦克、军火，甚至飞机。这些洞口必定会安排把守，如此一来古巴普通民众可能见个汽油桶就会误以为是导弹。如果古巴民众不造谣，那么古巴流亡者也会造势之后再把这消息传达给基廷。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制衡作用。三月三十一号白宫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流亡者实施袭击”。这些措施很快就发动了海岸警卫队、移民局、联邦调查局、海关，还有JM/AVE，我这才发现，政府真是一个资产庞大的机构，各个部门行动起来义无反顾。联邦调查局的人查访了许多南佛罗里达的流亡者集中营，查获了一卡车的炸药以及炸弹外壳。于是当地古巴人收到指示，我们终止了对米罗·卡多纳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而且，卡尔的突袭计划也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取消了。“政治就跟天气似的，变化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