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我有一把，”她说，“我把我自己那把带来了。”她从上衣兜里拿出一把很小的大口径短筒手枪。两发子弹。这时，我想起了雷杰西那把马格南左轮手枪。

    “我们都成了武器库了。”我说，在昏暗的微光里，我看见她笑了。有时我想，一句好话，要是讲好了，会帮助你让她高兴起来的。

    所以，我放心地走下楼来。

    但是，我不愿意在裤兜或上衣袋里藏着把枪跟雷杰西说话，鼓鼓囊囊的，根本没地方藏。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我把枪藏在电话机上面那个架上，离厨房门不远，一伸手就能抓到。然后，我大步流星走进厨房。

    “喂，我们可没听见你开院门声啊。”我父亲说。

    我跟雷杰西打了个招呼，但我俩谁都没正视对方。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消消双倍的疲劳。我把第一杯酒一口干了。倒第二杯时，才往杯里放了些冰块。

    “你在舔谁的大腿呢？”雷杰西问。他喝醉了。我仔细看他眼睛时才看出来，他并不像我在厨房窗户外面看到的那样镇静，也不像我在地下室里听他说话时猜想的那样坦然——不，他像许多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那样，能把不安的心情藏到身体的各部位中间去。他会像头野兽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但要是他有尾巴的话，它可能会一直在抽打椅子横档儿。只有他那双眼睛，一双异常明亮、野蛮的眼睛，才能透露出一丝线索来，告诉你他正坐在什么东西上。

    “马登，”他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

    “嗬嗬，”我父亲说，“你认为我俩处得不错。”

    “道奇，你这人最好啦，”雷杰西说，“谁要是不同意，我就砸扁他。你说呢，蒂姆？”

    “喂，”我把酒一下子干了进去说，“干杯。”

    “干杯。”雷杰西一仰脖把酒喝光。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吱声。过了一会儿，雷杰西说，“我告诉你父亲了，我需要长期休假。”

    “我们喝酒是庆祝你退休吗？”

    “我准备辞职，”他说，“这个镇子上的人都不喜欢我。”

    “当初他们就不该派你到这儿来。”

    “对。”

    “佛罗里达是你该去的地方，”我说，“还有迈阿密。”

    “是谁，”雷杰西说，“把毛放在你屁股上啦？”

    “全镇的人都这么说，”我告诉他，“众所周知，你是专捉毒品贩子的便衣警察。”

    他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我可不想夸大事实。但这就像他不得不翻个床垫似的。“很明显，是吗？”他问。

    “当抓毒贩便衣警察有一种职业病，”我父亲心平气和地说，“你藏不住。”

    “我告诉过提拔我的那些傻瓜们，硬装州警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但这只是个圈套罢了。葡萄牙人愚蠢、倔犟，但有一点例外。你不能胡说乱扯，骗他们。代理警察局长！”要是有痰盂的话，他会往里面吐口唾沫，“对了，我得定了。”他说，“还有，马登，别说‘高呼三声万岁’。”他打了个嗝，考虑到这样有点粗鲁，就对我父亲说，“对不起。”他一下子变得愁眉不展起来。“这回我让海军陆战队的老兵给制服了，”他说，“你能想象出一个陆军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会接受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一串命令吗？这就像把肉排放在火上烤，然后再把一个长柄平底锅放在肉排上。”

    我父亲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许他笑的目的是想改变一下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可雷杰西这番话并没把他逗笑。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马登，”雷杰西说，“那就是咱们还没来得及谈谈咱俩的哲学。可能是一醉解千愁。”

    “你现在不是已经喝醉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