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我干了些什么，我站起来，朝他走去。他把枪从嘴里拽出来，对准我。

    “不请客我就捣乱。”他说。

    然后，他放低枪口。“坐在我身边。”他说。

    我坐在他身边。

    “用胳膊搂住我。”他说。

    我顺从了。

    “你有点喜欢我吗？”

    “沃德利，我的确有点喜欢你。”

    “我希望是这样。”他说，然后把枪口对准脑袋，朝大脑开了一枪。

    尽管这支枪安了消音器，可这一枪的声音还是不小。可能是他灵魂的大门被打开了。

    我们俩在那儿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同学中，没有第二个会得到我如此完美的哀悼。

    最后，我冷得实在受不住了，我站起来，想挖个坑。可扁砾石片太凉，把我手指头都冻僵了。我只好把他放在一个浅坑里，往他身上盖了几寸沙子。我发誓明天一定带把铁锹来，然后朝防波堤走去。

    我一踏上防波堤，脚步就慢了下来。来的时候我的脚很灵巧，可现在疼得就像一颗露出了神经的牙齿；肩膀每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但是，疼痛也有排除的办法。我一生经历的叫我无法承受的事使我彻底垮了下来，我感到很镇静，以一种宽慰的心情想起了帕蒂的死。是的，这可能是止痛的良药——悲伤。

    我失去了一位我从来不能理解的妻子。随她而去的，是她那不可战胜的自信心的活力与同样可怕的深不可测的思想。

    我开始想到帕蒂离开我那一天——是二十九天前，还是三十天前？我们开车出去观赏十月的秋叶，那比我们自家院子里的矮小松树要好看多了。在科德角海湾拐角处，奥尔良附近有。在公路的一个拐弯处，我看见一棵枫树。树上的叶子是橙红色的，在蓝天的反衬下分外好看。橙红色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秋天的棕色影子映在最后一抹红色中。我看着树，自言自语地嘟哝一句，“噢，你这个可爱的娼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坐在我身边的帕蒂说，“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的。”(这是她给我的唯一一次警告。)

    “我并不知道，这关系重大，”我说，“我再也没有和这差不多的感觉，好像我连你一半的一半也没有。”

    她点了点头。

    在她那猫一样的奢侈中，总有鬣狗一样的残忍和贪婪——嘴角流露出冰冷的严厉，叫人难以琢磨出意思的阴笑。但有没有力气并不要紧，她总是自我怜悯。现在，她小声对我说，“我觉得我受骗了。我被骗得好苦啊。”

    “你想要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然后，在她那有限的同情心的促动下，她碰了一下我的手。“曾经有一次，我以为我得到它了。”她说。我把她的手推了回去，因为即使我告诉了沃德利，我们在爱情方面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又见面了，在床上玩得畅快极了，就像一对跳火炭舞的演员。我们你上我下，欲火熊熊，达到了高潮。那天晚上，我们就像克里斯特法·哥伦布那样高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发现了美洲，我们的国家总是分成两半。我们俩在相互吸引的快感中跳着舞，亲亲热热地躺在一块儿，睡得那股香甜劲儿，就好像一对并排摆着的糖制奶头。

    第二天早晨，大斯都坡，她丈夫，从其他几个帽子中，找到一个戴上，然后我们都到教堂去做礼拜，玛蒂琳、帕蒂、大斯都坡和我。他主持了礼拜仪式。他是我们美国的主要狂人之一：他会在星期六无节制地放荡，但在星期天他又能为别人举行洗礼仪式。我们圣父的庭院里有好多高楼大厦，但我敢肯定，大斯都坡把星期六看成了厕所。我从来就理解不了他们俩为什么会结合在一块儿。他是足球教练，而她是啦啦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