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空间，我们开始朝那个空间移动。令人吃惊的巧合以疯狂的速度接踵而来。它就像某个自然现象一样。

    我感到他在思考自己的过去。在枪击那天早晨，他是不是经历了与这相似的事情？“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就要到来的事件？”他问道。

    “邪恶的事件。”

    他这次变得很谨慎。“什么样的邪恶事件？”

    “比如，谋杀。”

    他在琢磨我说的这句话。然后，他摇摇头，好像是说，“我不喜欢你说的那套。”他看着我。“蒂姆，”他说，“你还记得侍者手册吗？”

    这回该我回答了，我点了点头。我第一次做侍者工作时，他递给我一张时间表。“儿子，”他说，“把这些记住。在纽约，在大街上，半夜十二点到一点是下流的偷看者的好时候，一点到两点放火，两点到三点抢劫，三点到四点酒吧拳架，四点到五点自杀，五点到六点车祸。”它就像个打好字的时间表似的保存在我的脑子里了。它很有用场。

    “谋杀并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

    “我说的不是纽约，”我说，“是这儿。”

    “你是说这儿发生谋杀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我看到他的思路徘徊在科德角的湿冷空气与杀人的血腥味之间。“嗯，”他说，“好啦。我承认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十分高兴。“那我们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

    “被卷进了许多巧合中，没法脱身了。”我说。

    “嗯，照你分析，现在你可能离使人不愉快的事很近了。”他说。

    “比你想的还要近些。”

    他半天没吱声。

    “上星期有人自杀了，”我说，“尽管那个男的可能是他杀。我相信，出事那天晚上，我偷了他的女人。”我下一个想法更古怪：因为我父亲得了癌症，不管我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把它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这可能就是得癌症的一大好处。他可能像座坟似的，接收信息，但永远也不把它们发送出去。我父亲现在是不是站在精灵那一面，而不站在我们这边呢？

    “要说的比这多多了，”我说，“现在还没公开，上星期在这个镇上，两个女人让人杀了。”

    “我的上帝。”他说。这个消息可够惊人的了，甚至对他来说也是这样。“谁干的？”

    “我不清楚。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但不敢肯定。”

    “你看到被害者了吗？你能对你的事实打包票吗？”

    我不愿意回答。只要我管住嘴巴，我们仍然待在厨房里喝酒：我可以使他这次来访安安稳稳地满足他往日喝酒的乐趣，也可以使他得到在酒的伴随下，在毫无意义的理性空间中漫游时的快感。但我下一句话好像把我们俩都从水里捞了出来。我们浑身滴水，头脑清醒，来到另一片酒滩上。

    我想我可能有好半天才回答父亲问了多次的问题：“你看到受害者了吗？”

    “看见了，”我说，“他们在地下室里。”

    “哎呀！”他的杯子已经空了。我看见他伸出手，要去拿波旁酒酒瓶子，但又缩了回来。他把酒杯倒扣过来。“蒂姆，是你干的？”他问。

    “不是。”我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认为不是我干的，”我说，“可又说不准。”

    我们开始详谈起来，一件一件地谈。我把我从到望夫台酒家喝酒那天晚上到现在所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全告诉了他，我能想起来的都说了。但我承认（我的确感到应该用这个字）当我说到帕蒂·拉伦是两个被害女人之一时，我父亲大叫了一声，这一声就像一个人从窗户上掉下来，然后被墙上的长钉划透了的时候，失声喊出来的一样。

    我无法描述他当时的表情。他脸上那两块粉红色的斑迹，现在逐渐蔓延到了他的头部和下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