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等我到了公路上时，我的恐慌消失了。如果许许多多个醉酒的夜晚在许许多多个早晨让我累及我自己（关于我曾做了什么，我能记起来的是这么少），那么现在，对我来说，自从在望夫台酒家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没有——不管我有多焦虑——再次和我的记忆割断联系。这要是真的，那么我就没从这个地洞里把那个金发人头挪走。是另外一个人干的。甚至很可能，我不是杀人凶手。

    当然，我怎么能发誓说每天夜里我都待在了床上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控告我说我有夜游症。像伴随潮汐变化而来的海滩上的沙沙声那样（要是你能听到），一种信心开始回到我身上，一个信念，要是你能这么叫它，以至于我没失去最后的运气（就是那种让一个男人回到赌桌上去赢回来的信心）。

    从我现在所处的境况来看，相信我可能会回家，有理智、神智清醒地待在家，然后睡觉，这是虚张声势。的确，我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这种想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种小小的惊奇。这就是说，我带着一种目的上了床。我在细细盘算（在睡梦的最深处）我是该去看看玛蒂琳呢，还是不该去。我上床的那股麻利劲和睡得那样死，都证明了我这个目的。

    到了早晨，没出现什么问题。今天，在帕蒂出走后的第二十八天，我要去看看玛蒂琳。别的可以先放一放。我吃了早饭，洗了狗的食盘。我注意到，狗对我的恐惧现在已被一种巨大的冷淡代替了。这星期，它总是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想它干吗要跟我断绝友情，扫我今天的兴致，就伸手拿起科德角电话簿，找到了阿尔文·路德·雷杰西在巴恩斯特布尔镇的电话号码。

    眼下是九点，是打电话的好时机。雷杰西可能已经开出五十英里，到普罗文斯敦去了，或者还没到，正走在路上。

    我没猜错。接电话的是玛蒂琳。我知道她是一个人在家。

    “你好。”她说。是的，她一个人在家。她的声音很清晰。当另有一个人跟她同在那间屋子里时，她总是不自觉地表现出心烦意乱的声音。

    我等着，好像在准备理由。然后我说，“我在听你问我好。”

    “蒂姆。”

    “是，我是蒂姆。”

    “我生活中的男人。”她说。这句话带有尖刻的挖苦，这样的挖苦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听到了。她可能会轻松地说，“你是不是那个短暂生活中的伙伴？”是的，她的声音有回声。

    “你好吗？”

    “我挺好的，”她说，“但我记不得是不是向你问过好了。”

    “你确实向我问过了。”

    “是的，是蒂姆，”她说，“噢，我的上帝！”好像现在我们的旧情又苏醒过来了。是的，蒂姆——在电话里——在所有这些年之后。“不，宝贝，”她说，“我没向你问过好。”

    “我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

    我们沉默不语。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想把电话挂上。汗珠开始爬上我的脖子。要是她把听筒撂下了，那么今天所有的希望就全都要泡汤了，但我的天性让我还是别吱声。

    “你住在哪儿？”她终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

    “嘿，朋友，”她说，“这是二十个问题吗？我不知道。”

    “贵妇人，请别那么生硬。”

    “滚你的。我坐在这儿，是强打精神。”——那意思是说我打断了她今天早晨的第一顿大麻烟——“你给我打电话，好像你是昨天的那个伙伴似的。”

    “等等，”我说，“你不知道我住在普罗文斯敦吗？”

    “那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从我听到的看，我不能肯定我想去认识谁。”

    “那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