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天下午谁赢了那场比赛。看了一半我就离开了尼森家（那时爱国者队领先），开了十五英里到韦尔弗利特去看哈坡。他住在干货品商店上的一间阁楼里。那家商店位于一条小街上。我说“是条小街”。但另一方面，在韦尔弗利特没有一条街同其他街道相似，这就好像在大约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创立日，有五个水手，每个人都在喝着自己那小桶酒，他们从海岸那边走来，漫无目的地沿着小河而上，然后又绕过了沼泽。人们在后面跟着，标记着由每个水手那古怪的散步所走过的每一条路。结果，普罗文斯敦我认识的人中，没一个能在韦尔弗利特找到过一个人。确实，我们也不时努力去碰。如今，韦尔弗利特已是个正规镇子了，我们在那里见过扬基人。个个鼻子都很长，他们鼻孔中间那交错的毛很坚实，都可以作为来福枪的枪筒，你可以坐在上面。所以，我们中有些人，过去常问哈坡他怎么能离开普罗文斯敦到韦尔弗利特去了呢。他回答说，“我不喜欢乖戾。可乖戾又在触及我。我不得不挪挪地方。”

    这样，有几个人就开始管他叫瓦帕。但是，因为他有一团黄卷毛，从脑袋上耷拉到脸上，就像橡胶一样富有弹性，所以看上去像伟大的喜剧家似的（虽然更该注意的是，他脸上长了好多疤：在当过职业足球运动员以后，他又成了不戴防护帽的半职业运动员），所以人们后来一直管他叫哈帕。

    不管怎么样，人们是根据鱼叉这个音给他起的这个名字，而不是为了纪念哈坡·马克斯。哈坡·维里阿克斯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那儿有个漂亮姑娘。我真希望我有足够的男子气，用鱼叉叉住她。”于是，有人管他叫坡恩，意思是胡桐墨角藻，有些人还管他叫鱼叉。我提到这一点，是想暗示找到他住的那个地方有多难。冬天，在科德角，一切都拐弯抹角的，没有直来直去的时候。

    我找到了他那个拐角处，并且他还没出去。这叫我吃惊两次。但我还是不相信他在我身上刺过花纹，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从事这样一种艺术，此外，我也不能理解，我在喝醉时怎么还能摸黑找到了他的家。但当我顺着露天楼梯爬上他的阁楼时，我的疑惑消失了。他在喂猫，抬头看了看我（他和这么五个爱畜在一起生活，用它们代替了一个漂亮姑娘），他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你胳膊感染了吗？”

    “痒得很。”

    他没对我说别的，用汤匙把那听罐头的剩余部分舀了出来，但他跟一对小猫聊得挺热乎。它们摩挲着他脚脖子，像一对结婚纪念小皮领似的。但是，他干完那件活儿后，就去洗了手，拆除了我的绷带，拿出一个装了些消毒水的塑料瓶，用它在我的二头肌上端洗着。“看来没怎么感染，”他说，“挺好。我很担心。就是非得打一针不可时，我也不愿意用。”

    “有什么毛病吗？”我问。

    “你喝醉了。”

    “对。我喝酒喝得烂醉如泥。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麦克，你是成心跟我找碴儿啊。”

    “我肯定是疯了。”（他太壮实了，壮实得能抓住牛尾巴把它举起来。）“我不是真想跟你过不去吧？”我问。

    “嗯，你那天太能卖弄了。”

    “那天有个女人跟我一块儿来吗？”

    “我不知道。她有可能是在楼下小汽车里。你冲着窗户外面大声喊。”

    “我说什么了？”

    “你冲窗外大声喊，‘你要赌输了’。”

    “你听见有人回话儿吗？”

    和我一块生活的人们有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位朋友没记住一段生动时光，那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风很大，”哈坡说，“如果是个女人，她就像报丧女一样大笑着。”

    “但你认为有个女人在小汽车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