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听见了父亲和母亲在起居室里谈话。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夜晚，他从酒吧回家来了。我不想听，实际上我有意躲开了，到厨房里去做作业。在这种难得的场合，当他们无意中凑在一起时，他们能坐上几个小时也不讲一句话。他们之间的忧郁有时紧张得就连电视里的音频似乎都跟着颤动。但有一天晚上，他们俩比以前近乎了一点，因为我听到母亲以温柔的语调说，“道格拉斯，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

    这可是真的。多少年来，我几乎从来没看见他亲过母亲。要是亲的话也像个吝啬鬼从口袋里掏出用作一年花销的达卡金币那样。母亲真可怜呀。她非常慈爱，总是亲我。（但那是他不在的时候。）她从来不想让他认为我的习惯里没有男子气。

    “一次也没有，道格拉斯，”她又说了一遍，“你说你爱我。”

    他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用爱尔兰土里土气的音调说——这就是他表示亲昵的宣言——“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当然，就因具有这种苦行主义，他才在朋友中享有盛名。在他当码头工人的那些日子里，有许多女人让他迷住了。不知有多少次，他都可以在晚上得到她们的一切，但他对这种事不屑一顾，因而他成了个传奇式人物。同样，他的另一个男子汉式的自豪是，他从不被迫去亲吻哪个姑娘。谁知道我那个骨瘦如柴的爱尔兰奶奶是把他放在什么样的感情冷室中养大的！他就从来都不亲别人。有一次，那是我从埃克塞特被赶出来不久，我知道道奇同他的老哥们儿在一块喝酒。一扯起大姑娘的事儿，他可就成了被燎烤的肉了。他的那些老朋友，有的满身疤痕，有的牙都掉了一半了，年纪大都五十开外，不到六十。当时我二十岁，所以对我来说他们看上去都已老态龙钟了。但是，我的上帝，他们的心可真够花花的。他们一闲扯起来，尽说些男女性交的事，好像那玩意儿就别在他们的裤裆上。

    那时，父亲不但与母亲离婚了，而且还因离婚后的浪费，把酒吧间也丢了。他租了间房子住下，偶尔找个情妇玩玩，在家酒吧里做工挣点钱，会会老朋友。

    我不久便发现，父亲那些老朋友每人都有个双关话。开玩笑的规则就是用这个双关话来捉弄你的老哥们。他们有的吝啬得要命，有的则有些愚蠢的癖好，如赌谁能想出大胆的企图。还有一位一喝酒就吐（“我的肚子很敏感。”他常抱怨说。“对，我们的鼻子也很敏感。”他们会这样回答）。我父亲总是在亲大姑娘上被人捉弄。

    “噢，道奇，”他的一位老明友，戴南梅特·赫弗农说，“昨晚，我找了个十九岁的大姑娘，她那两片小嘴别提有多水灵了，那个甜劲呀，圆乎乎的，漂亮极了，你从来没看过。她可会亲嘴呢！啊，她甜甜蜜蜜地一笑，湿乎乎的热气直扑脸。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吗？”

    “我说，道奇，”另外一个又叫了起来，“试一回吧，让让步，亲你那个娘们一口！”

    我父亲坐在那儿。因为这是在开玩笑，他只好忍着。他薄薄的嘴上没一丝笑意。

    弗朗西斯·弗雷拉夫，或叫作弗兰基·弗里洛德也过来凑热闹儿。“上星期，我弄了一个长着舌头的寡妇，”他对我们说，“她用舌头舔我的耳朵、嘴，她还舔我的喉咙。要是我允许的话，她还会舔我的鼻孔呢。”

    他们看到我父亲脸上那种嫌恶的样子，笑得就像合唱团里的小孩似的，嗓门又高又尖，爱尔兰的男高音们可把道奇·马登捉弄得够呛。

    他坐在那干听着。等他们都讲完了，他摇了摇头。因为我在跟前，他不想让别人拿他当什么耍——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所以他说，“我认为你们这些人都在他妈的说大话。过去十年你们谁也没碰过一个娘们。”看到他气成那个样子，他们高兴得嗬嗬直叫。他把手张开。“我给你们讲讲怀疑的好处，”他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