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码头干过，几乎个个都是大块头。只要他们一站起来，我母亲那间不大的起居室，就像一只装得太满，马上就要翻了的小船。他们一来可把我乐坏了。从他们那儿，我左一遍右一遍地听到我父亲那伟大的历史。

    几年后，有个律师对我说，要是两个证人所讲的都一模一样，那你就是在听一个谎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中一定有很多是真的了。十个人讲的十个样。但他们都会讲到：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当时，意大利人把爱尔兰人从码头工人工会的领导席上赶跑了。我父亲是爱尔兰人码头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正要把车停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条侧街上时，有个人从一个门口冲了出来，用45号手枪（我还听说是38号手枪）朝他连开六枪。有多少发子弹打中了他，我也不清楚。这叫人很难相信，但大多数人都说是六发。他洗澡时，我在他身上查出四处枪伤。

    那时候，他因为力大过人而名声显赫。码头工人中的壮汉子肯定是个非凡的人。可在被子弹打中的那一瞬间他肯定和科迪亚克棕熊一样有劲，因为他抬头看看那个攻击者，向前迈了一步。那个带枪的歹徒（我想，他那支45号手枪里面的子弹打光了）看到他的受害者没倒下，拔腿就跑。我很难相信这些，但我父亲真的追那个小子去了。他沿着格林威治村七号大街追了有六个街区远（有人说八个街区，有人说五个，有人说四个），但真需要那么远的距离道奇才会意识到他追不上了，于是他就煞住了脚步。就在这时，他才看到鲜血从鞋里渗了出来，并觉得脑袋迷糊。他刚刚感到有些天昏地转，就转过身来，发现他就站在圣·文森特医院的紧急入口前。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憎恨医生，恨那些医院，但他还是走了进去。

    在值勤台旁的那个工作人员可能认为刚进来的是个醉汉。一个浑身是血、块头很大的狂人摇摇晃晃地朝桌子走来。

    “请坐，”那位护理员说，“排队等着吧。”

    当父亲的朋友讲起他这个故事时，他常常只是点点头或皱皱眉而已，但一讲到这块儿，他有时便要为自己说上几句。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眼里射出的那股恶狠狠的目光，对我那个已经够紧张的幼小心灵来说简直可怕极了，我曾有一两次吓得尿了裤子。（尽管在这位真正的男子汉面前，我没把尿裤子的事告诉别人。）

    父亲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总要抓住想象中的那个护理员的衣衫，他的胳膊直挺挺地伸着，手指抠住那个小子的衣领，好像他的气会一下子跑光了似的，但他剩下的力气就足够把那个人类中的冷血动物甩到墙上。

    “照顾我一下，”道奇·马登在我母亲的起居室里以低沉可怕的声音说，“我伤着了。”

    他的确伤得不轻。他们让他在圣·文森特医院住了三个月。出院时，他头发都白了。从此他与工会一刀两断。我现在也不明白是在床上躺久了，便会使他元气大伤了呢，还是因为爱尔兰领导者在这场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失败了。也许现在，他的心转向了别的地方，那个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伤的遥远的地方，在那儿，他将度过自己的余生。这样，我还没出生时他就退休了。也许，他是因为失去了显赫的地位而忧伤，他再也不是劳工领袖了，只是个大块头。后来，他从亲戚那儿借了点钱，在南岸四十英里远处的日出公路边开了个酒吧，十八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店的老板。他的酒吧既没兴隆起来可也没倒闭。

    如果按这种描述来看，绝大多数酒吧都想勤俭办店，因为通常没有多少人光顾它们。可父亲的那个酒吧就像他本人一样，块头很大、慷慨大方，不过在管理方面不很理想，即使大麦克看上去的确像个侍者。酒吧的这种气质和形状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他围着块白围裙，头顶早生的白发，在那儿站了十八年，顾客吵闹时他那双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