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去过一个特殊的地方。”

    我正说着，一个最为异常的现象发生了。我从来没有把它告诉给别人，甚至也没有告诉我自己。那是在我夹在女儿墙的悬垂下面时，有一股特别刺鼻的味慢慢地向我飘来——我不知道这是石头散发出来的味还是我自己身上的汗味。这股要命的腐烂味，不知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可能就像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那股味一样，再不就是魔鬼等着找我的日子快要来到的味。我就怕这个。无论怎样，这股味简直太难闻了，以至于我从塔上下来后，它一直是我感到最恐惧的事，直到我自己告诉自己，我所经历的只不过是闻到了陈积多年的海鸥粪罢了。是我自己害怕才使这股味变成了恶魔的臭气。可是现在，正当我说着我本不应该说的那件事——“我们曾去过一个特殊的地方”时，尼森身上也散出那股同样的味。我想，我们俩彼此都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那种事。

    “你在降神会上，”我又问一遍，“看到什么了？”

    我感觉到，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但又十分明智地把话咽了回去。我感到，甚至当他的舌头舔嘴唇时，实话出来了。

    降神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圆形橡木桌旁，手平放在桌面上，手心朝里，右大拇指碰左大拇指，左右小手指碰坐在左右两边人的小手指。我们试图叫桌子发出敲打声。我现在最好不说我们当时的目的，可在那间靠后岸的昏暗屋子里（我们在特普罗的一位富有的老熟人家里，离这儿不到二百码，大浪滔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对我来说，每问一个问题，桌子似乎就动一点，就在那时，尼森的一声尖叫打破了我们的群体感。我自己想到这些后，可能也使他想起来了，因为他说：“我看见她死了。我看见你老婆死了，脑袋被割下去了。他娘的，不到一会儿，她也看到颗人头。我们一起看着那颗人头。”

    就在这时，他身上那股味更浓了。简直叫人受不了。我感到我夹在女儿墙下面的那种恐惧又返回到我身上。我知道，无论我多么想消除这种动机，我也别无他法：我必须到沙崖上的小树那儿，看看洞里头的脑袋是谁的。

    就在这一时刻，尼森的脸掠过一种难以叫人相信的恶相。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抓住我的右肩，五个手指像五根长钉一样掐了进去。

    我疼得往回缩，可他哈哈笑了起来。“对啦，”他说，“你有个刺花纹。哈坡讲真话了。”

    “哈坡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伙计，从你他妈的抽得呆若木鸡后的样子看，你是需要老婆了。她最好还是回来。”他吸了吸鼻孔，好像是一些可卡因粉粒掉了出来。“嗳，”他说，“对了，现在一干二净了。你也一干二净了。”

    “哈坡怎么知道的？”我重复一遍。哈坡是尼森的好朋友。他俩曾一起赛过摩托。

    “我说，伙计，”蜘蛛说，“是他给你文的那个该死的刺花纹。”

    斯文·哈坡·维里阿克斯。他个子不高、金发，他父亲有希腊和挪威血统，他母亲是葡萄牙人。他长得活像个消火栓。他是全国足球协会中第三个最矮的运动员（尽管他只踢了一个赛季）。现在，哈坡搬到韦尔弗利特去了。很少有人看见他。但他主持了我们那次降神会，我想起来了。“他说什么啦？”我问道。

    “谁知道呢，”尼森说，“我从来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他跟你一样都是大麻脑袋。说的都是外星人讲的话。”

    这时，起居室传出阵阵叫喊声。爱国者队刚刚进了一球。蜘蛛高兴得叫了一声，把我带回屋去。

    后半场间歇时，斯都迪开始说话了，我以前从没听他说过这么多。

    “我喜欢夜里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街里的声音。”他对贝思说，“那时候有很多含意。你必须头脑清醒，这就会使你的大脑袋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