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在那里。我纵然舍不得离开，可要是有人让我留下，我会感觉更糟。

    安德鲁的妈妈住在多伦多一幢俯瞰穆尔公园的公寓大楼里。安德鲁和妹妹都在家住的时候，他妈妈睡起居室。她丈夫，一位医生，在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时就死了。她去上文秘课，以大萧条时期的廉价卖掉房子，搬进这套公寓，在一些亲戚——她姐姐卡罗琳和姐夫罗杰——的帮助下设法养大了孩子们。安德鲁和妹妹上了私立学校，夏天还去夏令营。

    “我猜想，那是清新空气基金会提供的机会咯？”某次他抱怨过去生活穷苦时，我不屑地质问道。在我看来，安德鲁的城市生活可谓风雨无忧、精美考究。他妈妈在百货商店的办公室工作，回家后总会因为一天下来办公室里的嘈杂声和刺眼灯光而犯头痛，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艰苦或令人钦佩的生活。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相信她值得钦佩吧——她只是不走运而已。她操心的是她坐办公室的工作、她的衣服、她的烹饪和她的孩子们。她最担心的还是罗杰和卡罗琳会怎么想。

    卡罗琳和罗杰住在公园东面，一幢漂亮的石头房子里。罗杰是个高个儿秃顶男人，脑袋上遍布雀斑，肚皮肥硕结实。他喉部做过手术，失去了声音——说话用的是一种嘶哑的低语。不过所有人都会注意倾听。有一次，在石头房子用晚餐时——这房子的餐厅里，所有家具都巨大无比，散发着深色光泽，富丽堂皇的——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想它一定是与韦塔克·钱伯斯有关，后者的故事当时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这个问题尽管措辞温和，但他嗅出了内容的离经叛道，针对他所谓的我的“同情心”，他开始管我叫葛罗米柯夫人。没准他其实就想找个对手，只是一直没如愿吧。那次晚餐，我注意到安德鲁给他妈点烟时手直抖。安德鲁的罗杰姨父付了他的教育费用，还担任着好几家公司的董事呢。

    “他就是个固执己见的老头，”安德鲁事后对我说，“跟他争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离开温哥华之前，安德鲁的妈妈写信说：“罗杰对于你们买了一辆小型车很有看法！”感叹号传达出她的担忧之情。当时，尤其是在安大略，选择一辆小型欧洲车而不是什么大型美国车，足以被视为一种宣言——朝罗杰向来嗤之以鼻的那些方面靠近的宣言。

    “那车其实没那么小。”安德鲁气呼呼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问题在于，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我们的第二晚在米苏拉度过。在斯波坎的一家加油站，我们得知2号公路上很多地方在修，我们接下来这一路肯定暑热蒸人、灰尘呛鼻，而且还有漫长的堵车，所以我们拐上州际公路，穿过科达伦和凯洛格，开进蒙大拿州。过了米苏拉，我们掉头往南，朝比尤特驶去，途中绕了下道，去看看这个州的首府赫勒拿。我们在车上玩“猜猜我是谁”。

    辛西娅是某个死去的人，是个美国人，是个女孩子。或许是位女士。她不是故事人物。她没上过电视。辛西娅不是在一本书里读到她的。她不是任何去过幼儿园的人，也不是辛西娅的朋友们的家人。

    “她是人类吗？”安德鲁灵光一闪问道。

    “不是！这个你们忘了问了！”

    “原来是动物。”我恍然大悟。

    “那是个问题吗？已经十六个问题了！”

    “不是，那不是问题。我只是在思考嘛。一只死去的动物。”

    “是那只鹿啦。”没参加游戏的梅格插嘴。

    “这不公平！”辛西娅说，“她没参加！”

    “什么鹿？”安德鲁问。

    我说：“昨天那只。”

    “是前天啦，”辛西娅说，“梅格没在玩。所以没人猜中。”

    “卡车上那只鹿。”安德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