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服，不可思议而又不可战胜。做妈妈的同样才华横溢而不可战胜。我一心想成为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是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小希特勒这会儿是不是碰巧在你家啊”的那种人。她们凌驾于奶味儿迷雾之上，利落地谈笑风生。

    我们看到一辆卡车的前厢横放了一只捆着的死鹿。

    “有人把它打死了，”辛西娅说，“猎人打鹿。”

    “还没到狩猎季，”安德鲁说，“他们没准是在路上撞到了它。看到有鹿出没的标志了吗？”

    “要是我们撞到一只的话，我会哭的。”辛西娅严厉地说。

    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奶油果酱三明治，给我们自己做了鲑鱼蛋黄酱三明治。不过我没放生菜，安德鲁很失望。

    “我没有啊。”我说。

    “你不能带一点吗？”

    “我不能为了做点三明治，就买来一整颗生菜吧，那样太浪费了。”

    这是谎言。我其实是忘了。

    “加生菜叶会好吃得多。”

    “我觉得没那么大区别嘛，”沉默一会儿，我说，“别激动。”

    “我没激动。我喜欢三明治里夹生菜。”

    “我只是觉得没那么重要嘛。”

    “要是我也懒得给油箱加满油，那会怎样？”

    “那不是一回事。”

    “唱首歌吧。”辛西娅说。她唱了起来：

    安德鲁捏捏我的手说：“别吵架。”

    “你说得对。我该买生菜来着。”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希望我对安德鲁的感觉能变成一种效劳的、依赖的感情。我甚至试过列出两份清单，一份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一份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在亲密生活的熔炉中，我所喜欢的和我所厌恶的事情——仿佛我指望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得出这种那种结论。到头来我发现它证明的无非是我早已知晓的事——也就是说，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于是半途而废了。有时，他的脚步声都让我感觉专横无比，他的嘴巴显得自鸣得意、挑剔刻薄，而他结实笔直的身体是一道障碍——相当刻意，甚至是尽职的，带着讨厌的男权主义的自鸣得意——挡在我和我生活中各种可能的快乐或轻松之间。旋即，不经意间，他又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最重要的伴侣。我体会着他轻灵的骨骼和严肃的思想带来的甜蜜感觉，他充满爱情的脆弱，我想象着那爱比我自己的更加纯净坦荡。我会被他的固执、他一丝不苟的得体深深打动，换个时候又会对此嗤之以鼻。我会思忖，他是多么谦卑啊，扛起这种现成的重担，成了丈夫、父亲、养家的人，相形之下，我实在就是个隐蔽的自我中心的怪物啊。或许不该说隐蔽——至少对他而言不是的。

    我们吵到口无遮拦时，会说出我们以为的最丑陋的真相。“我知道你这人骨子里就有点自私，不可信任，”安德鲁有一次说，“我一直就知道。我也明白那就是我爱上你的原因。”

    “不错。”我说，既悲哀又有点得意。

    “我知道要是没你我会过得更好。”

    “不错，你会的。”

    “你没我会更快乐。”

    “不错。”

    最后——到头来——被折磨、被涤荡之后，我们握手言欢，嘲笑那两个愚昧的家伙，也就是我们自己。他俩的狭隘、他俩的委屈、他俩的自我辩解。我们超越了他们。我们宣称他们是撒谎者。我们晚饭时会喝酒庆祝，或者决定搞一个聚会。

    我已经多年未见安德鲁了，不知他是否依然清瘦，头发是否已经完全灰白，是否仍旧一心喜欢吃生菜、坚持说真话，或者是否仍旧爽朗而带着失望。

    我们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过夜，此地已有数周没下雨。我们在一家绕树而建的饭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