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解脱。是的，当时我确定这对我俩都是解脱，也是一种胜利。

    “所以，那不是很讽刺吗？”我告诉老爸，“你想想？”

    我听到巴里夫人在门外跺脚，所以匆匆忙忙说完。老爸自始至终僵硬地坐着，我想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因为深深的厌恶吧。

    巴里夫人打开门说：“真该放把扫帚在门外……”旋即惊叫：“你怎么光坐着？你怎么啦？你看不出这人死了吗？”

    他没死。实际上他的呼吸声像平时一样噪杂，或者甚至更噪杂。她看到的是他中风了，我要不是因为在讲我的事的时候，一直没看他，否则即便背着光也早该看出这个。他眼睛看不见了，全身瘫痪。他微微朝前倾斜，桌子抵在他结实的圆肚子上。我们试着把他从椅子上拖起，却只能摇动他的身子，让他的头庄严地、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俯在桌上。他脑袋上依然戴着帽子。咖啡杯就在他茫然的双眼前两英寸远，仍旧几乎半满。

    我说我们没法对付他。他太重了。我跑向电话，打给医院，让其余医生中开车过来一个人。镇上还没救护车。B夫人没注意我的话，只顾拉扯老爸的衣服，解开纽扣，扯下大衣，一边忙活一边又是咕哝又是抽泣的。我冲到小巷，敞开大门。又跑回来，拿把扫帚放到门外。我冲进屋，抓住B夫人的胳膊说“你不能……”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话，她像怒猫一样瞪我一眼。

    一个医生赶来。我和他一道，终于设法把老爸拖进汽车，塞到后座。我进车坐在他旁边，抓住他免得他朝前倒。他的呼吸声前所未有地专横，好像在责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事实是，你现在可以抓住他，把他拖来拖去，任意摆弄他的身体，这实在太古怪啦。

    B夫人一看到医生出现，立刻后退，安静下来。她甚至没跟我们出门，目送我们把老爸塞进汽车。

    这天下午他去世了。时间是大约五点。我被告知从各方面来说他走得都非常顺利。

    巴里夫人进门那会儿，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我正打算问老爸，如果法律变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他，法律可能很快就会更改。或许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那么他就要失业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对他而言区别大吗？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说到生意嘛，这关你啥事儿。

    或者，我还是能挣钱的嘛。

    不，我会说。我不是指的钱。我指的是那种风险。那种秘密。那种力量。

    改变法律，改变一个人所做的，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他是不是会为自己寻找什么别的风险，别的麻烦事儿，别的什么秘密的、被质疑的行为来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变了，其他事也会变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为娶个怀孕女人而蒙羞，那会怎样？会变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往后看几年，仅仅几年而已，那就将是件值得庆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会戴着花环，被领向祭坛，哪怕在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也是如此。

    不过，要真是这样了，大有可能又会有些别的事让人羞耻或畏惧，又会有些别的错误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样呢？我是否要永远谋求一种高傲的姿态？一种在道德方面的乐趣，一种优越感，一种立场正确的感觉，能让我因为我的损失而沾沾自喜？

    改变人。我们都说希望能做到这个。

    改变法律，改变人。可我们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都听凭外界指使。我们不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一切，都被那样调制出来。

    我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指谁呢？

    R，老爸的律师说：“这太不寻常了。”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已算是相当强烈、相当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账户里有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