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孩子，”我说，“7月17号生的。在渥太华。我一直在想，一切真是个嘲讽啊。”

    我告诉他孩子立刻就被人收养，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事先要求不要知道的。而且要求不要给我看。

    “我待在乔西那里，”我说，“记得我说过的朋友乔西吧。她去英国了，但是那会儿她一个人住她爸妈的房子。她爸妈被派到南非去了。真凑巧。”

    我告诉他孩子的父亲是谁。我说了是你，免得他好奇。我还告诉他，既然咱俩已经订婚了，而且是正式订婚，所以我以为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履行结婚手续就行。

    可你不这么想。你说我们得去找个医生。一个能给我堕胎的医生。

    他没提醒我在这个家里我不可以说这个词。

    我告诉他，你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结婚，因为任何会数数的人都会知道我在婚前就怀孕了。我们不能结婚，除非我已经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

    否则你会丢掉神学院的饭碗。

    他们会打发你到一个委员会面前，他们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干这一行。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教育年轻牧师。你会被判决为本性恶劣。就算假设没这样，你没丢工作，只是遭到谴责，或者就算连谴责也没有，那你也永远不可能升职。你的档案中将有一个污点。甚至哪怕没人对你说什么，人们也会对你有看法，你会受不了。新生会从老生那里听说你的事，关于你的笑话会到处流传。你的同事们会趁机鄙视你。或者会表示理解，那也同样糟糕。你会变成一个悄悄地，或者并非悄悄地遭鄙视的人，变成一个失败者。

    怎么会呢，我说。

    哦，会的。千万不要低估人类灵魂的卑劣。对我也一样，这意味着毁灭。无所不知的夫人们，老教授的夫人们。她们会让我永生难忘。即便她们对我客气——尤其是她们对我客气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到别处去啊，我说。到某个没人知道这事的地方去。

    人们会知道的。总有人会设法传得人尽皆知。

    此外，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从底层重新开始。你得从一份更低的薪水，一份可怜的薪水开始，那样一来，我们如何养得起一个婴儿呢？

    我被上述论点惊住了，它们与我爱的那个人的思维好像截然不同。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我问是否它们对你都毫无意义。你说不是，可这是生活啊。我问，是否你就是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是否面对一堆教授夫人就会屈服。

    你说，不是这样，根本不是的。

    我扔掉钻戒，它滚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展开这番争论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我的出租屋附近的街上。那是冬天，和现在一样。是在1月或2月吧。但是战争此后仍旧继续。你吩咐我去向一个朋友打听，这个朋友有个据说堕过胎的朋友。我屈服了。我说我会照做。你甚至都不敢冒险亲自去打听。可我撒谎了。我说医生已经搬走。然后我又承认撒谎。我没法做到，我说。

    可是，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吗？绝不是。只因为我相信我是对的，在这些争论中。

    我感觉有点不屑啊。看到你爬到停着的车下面摸索的样子，你的大衣裹着臀部，下摆摊开在地上那样子，让我感觉不屑。你在雪地上爬着，寻找戒指，找到了又变得那么欣慰。你准备搂住我，笑话我，你觉得我也会感到欣慰，我们会当场和解。可我对你说，你这辈子一件像样的事都干不了。

    伪君子，我说。哭哭啼啼的家伙。哲学教师。

    这并非最后结局。因为我们确实和解了。只不过不曾彼此原谅。我们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就太迟了，我们发现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已经付出太多，所以各走各的路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