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有一种急切，模糊得像一种警告或是乞求。他匆忙紧张的神情告诉基妮，现在不是把她的新闻告诉他的时候，如果那可以叫作新闻的话。当尼尔和其他人一起的时候，即使是一个人，只要没有基妮，他的行为就会不同。他会变得更活跃，更热情，更迷人。基妮不再为此感到困扰了——他们在一起已有二十一年。她自己也变了——她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反作用——变得更保守，有点爱讽刺。一些伪装是必要的，或只是因为太习惯了而无法丢掉。像尼尔的老式外表——班丹纳印花头巾，蓬乱的灰色马尾，金牙套一样闪闪发光的小金耳环，还有他逃犯一般的破烂衣服。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去接来家里帮工的女孩。他在少年犯感化院见过她，他做老师，她在食堂工作。感化院就在他们住的城外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几个月前女孩辞去了厨房的工作，看管一个主妇生病后的农场。离这个地方不远，好在她现在有时间。

    “那个女人怎么啦？”基妮问，“她死了吗？”

    尼尔说：“她住院了。”

    “一样。”

    他们要在短期内做很多安排。把前屋所有的文件都清理出来，以及将报纸和杂志含有的相关文章存盘——这些已经堆满了书架，堆得高及天花板了。两台电脑、旧打字机和打印机。所有这些都要找个地方放好——暂时的，尽管没有人这样说——放在别人的房子里。前屋要变成病房。

    基妮对尼尔说，他至少可以保留一台电脑，放在卧室里。但是他拒绝了。他没有说明原因，不过她明白，他认为不会有时间用电脑。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尼尔的所有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组织和举办活动。不仅是政治上的活动，还有努力保护历史建筑、桥梁和墓地的活动，保护街道两边和古老森林里边缘区域的树木不被砍伐，保护河流不受有毒排水的污染，保护上好的土地免于被开发，规劝当地人不赌博。总是要写信件和请愿书，向政府部门游说，分发海报，组织抗议。前屋是发泄愤慨的地方（基妮认为，那给了人们很大满足），也是充斥着糊涂主张和争论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尼尔富有胆略的那种乐观。现在房间突然空了，让她想起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时的情景，她父母挂着帘子的复式房子，想起那些摆满书的架子，窗子上的木板，光亮地板上那些漂亮的中东地毯，她总是记不住名字。她购买的卡纳雷托印刷品，贴在自己大学宿舍间光秃的墙壁上。泰晤士河畔市长大人旅行日。她其实贴上了，尽管不再留意它。

    他们租了一张医院的床——他们还不真正需要它，不过趁着有还是弄一张，因为经常供不应求。尼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挂起一个朋友淘汰给他的厚窗帘。上面有大酒杯和黄铜马饰图案，基妮觉得它们很丑陋。但是她现在明白了，总有一天，丑陋和漂亮都为一种目的服务，那时，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个挂钩，悬挂你体内那些任性的情感，以及你思想的零零碎碎。

    她已经四十二岁，直到现在，她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尼尔比她大六岁。所以她想，按自然规律，她也会经历他现在的这种状态，有时她会担心自己不知如何应付。有一次，睡觉前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温暖而实在。她曾经想过当他死去时，她能握着或轻抚着这只手，哪怕只有一次。她不能接受那个事实——他死去、气数已尽的事实。不论多久前就预见到这种状态，她都不能接受。内心里她无法相信他对这一刻一无所知。对她一无所知。想到他没有那种想法，她感到一种迷惘，一种可怕的坠落感。

    但同时也有一种兴奋感。当一连串灾难有希望将你从生活的所有责任中解脱出来时，你会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兴奋。因为羞愧，你必须镇定并保持安静。

    “你去哪里？”当她把手抽回时，他问道。

    “不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