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像埃及人。安妮姨妈，也许是因为她优雅甚至可以说妖娆的仪态，看起来似乎更加脆弱疲惫。她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始终要戴帽子，这种漂亮的帽子是专门为戴发卷上床睡觉的年轻太太设计的。她叫我看她的帽子，问我觉得好看不。她们都特别擅长反讽，要把自己的怪诞说出来，获得些许的愉悦感。与她们为伴，有着非同寻常的快乐轻松，而她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场娴熟的揶揄与抗议。这样的场景蛊惑了我，仿佛我瞥见的是麦迪和我自己，我们已经老了，一切都已经消失，又被姐妹关系的血脉抓到了一起。我们为某个喜欢的，本质上又并不重要的年轻亲戚泡茶，展示出来的正是如此精练的关系。别人又怎么会了解我们呢？我看着这一对逗乐的老姨妈，想知道，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无论如何，我感觉就是被她们控制在一段距离之外，至少在第三次拜访之前是这样。第三次的午后，她们在我面前表现出了彼此之间并不默契的信号。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拜访时就已经发生的。当然，那些年，我和麦迪看她们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她们争执，而且我们是经常去的。并非完全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活跃和理智的氛围令人安心，尤其我们在自己的家里经历的是混乱、威胁和压迫，这种环境能给我们安慰。

    安妮姨妈想领我上楼，让我看些东西。卢姨妈表示反对，表情冷淡，很不高兴，似乎这个话题让她尴尬。迂回的遁辞是这个家的传统，慎重起见，要是我问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就太过分了。

    “哦，让她喝茶。”卢姨妈说。而安妮姨妈说：“好吧，她本来就在喝茶。”

    “那你想干嘛就去干嘛吧，楼上热得很。”

    “你上来吗，卢？”

    “那么谁看孩子？”

    “哦，孩子，我都忘记了。”

    于是，安妮姨妈和我走到屋子阴暗的那一头。我突然想到一个颇为荒唐的念头。她打算给我五块钱。我记得以前有时候，她把我带到前厅，就是这么神秘兮兮地打开钱包。我觉得卢姨妈也不知道她给我钱的事儿。不过这一回，我们上楼去了安妮姨妈的卧室。房间看起来实在整洁，简直是纯洁无瑕。墙上贴的是青涩的花墙纸，梳妆台上摊放着洁白的丝巾。真的热得很。卢姨妈说得没错。

    “来，”安妮姨妈说，有点气喘，“帮我把橱顶的箱子拿下来。”

    我拿了下来。她打开箱子，用一种同谋般的欢快语气渴望地说：“现在，我想，你想知道吧？你妈妈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我一点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坐在床上，忘记了在这座房子里是不能坐在床上的。卧室里都有把椅背笔直的椅子，专门坐人的。安妮姨妈并没有阻止我。她开始把东西拿出来，嘴里说着：“麦迪从来没有提过，是吗？”

    “我没有问过她。”我回答道。

    “哦，我也不会的。我不会和麦迪说一个字的。不过，我想呢，我可以给你看看。为什么不给你看呢？看。”她说，“我们能洗的，都洗了，烫了，我们不能洗的，都送洗衣店洗了。我自己付的洗衣费。然后，我们把要补的，都补过了。看，都挺好的呢。看见了没？”

    我无助地看着。她现在撑给我看的，是一件放在最上头的内衣。她给我看，哪里娴熟地织过了、补过了，哪里的橡皮带换过了。她给我看一条磨破的衬裙，说，曾经磨破了而已。她一件件地拿出了睡衣，晨衣，针织家居外套。“这件。我最后一次见她，她穿的就是这个。”她说，“我想就是这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