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看了看衣橱里面，没有东西，只有一顶帽子，用从杂货店买来的小花装饰的帽檐，一定是我们哪个为了复活节特意装上的。我拉开盥洗柜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活页笔记本的纸。我看到，“乌得勒支和平协议，1713年，结束了西班牙王位抢夺战”。让我震惊的是，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字迹。想到这东西在这里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为久远，感觉真是惊愕。看来，大概是我那天写的。

    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些字迹对我会有强烈的影响。我感觉仿佛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围，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时候的几个瞬间，身在自己的老房间里，会有这样的感觉。老中学的一幢楼已经拆了，灰色的礼堂重新为我打开。我还记得春天的星期六夜晚，雪融化以后，乡间的人们全都拥向城里。我想起我们走在主路上，和两三个女孩子手挽着手，一直走到天黑，去了艾尔，在一串五彩缤纷的小灯下跳舞。舞厅的窗户都会打开，把初春的空气放进来，掺杂了土地和河流的气味。农场男孩子的手皱巴巴的，跳舞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白上衣弄脏。如今，旧时经验似乎再也不值得纪念了（实际上，艾尔不过是个阴森森的地方，而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这种炫耀自己的办法既粗俗又可笑，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抗拒它的诱惑）。这样的经验现在对我而言，有了一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十分完整，它并不仅仅是跳舞的女孩，宽阔的大街，它覆盖了整座城镇，覆盖了在巨大苍白的天空之下小镇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树木，积雪初化的泥泞空地，一条条挤满了驶向市里的汽车的闪烁着灯光的土路。

    而且，我们还穿了芭蕾舞鞋，纯黑的塔夫绸裙，短外套是蓝色的，像知更鸟蛋的颜色，还配了樱桃红，柠檬绿。麦迪在她的衬衫领口打了个巨大的蝴蝶结，像参加葬礼一般严肃，头发上系了人造菊花环。这些行头很是时髦，或者只是我们这么以为。那正是战后的几年。麦迪，以及她鲜亮的、怀疑主义的面容。我姐姐。

    我问麦迪：“你还记得她以前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麦迪回答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犹豫不决地说，“不过也不是经常这么觉得。”我胆怯柔弱的怀旧之情试图退回到优雅的现实中。

    “我觉得，你只能别去想。”麦迪说，“只能不要想，最后几年——其实还有不少年——不要有那些记忆。”

    正是这时候，她说：念咒于事无补。

    别的只有一件事，她说的只是：“她花很长时间分类整理各种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贺卡，纽扣，线。分类，一堆堆地放好。这样能让她在那短暂的时间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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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安妮姨妈和卢姨妈。自从我回家之后，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了。每次来的时候，她们都在用一下午的时间，把碎布片做成小地毯。她们现在已经非常老了。她们坐在一个燥热的小阳台上，阳台用竹编的百叶窗来遮光。布头和没完工的毯子在她们身边堆得一团混乱，营造出鼓舞人心的家居气氛。她们已经不出门了，不过早上还是早起，洗脸，涂粉，穿上没腰身的印花裙，裙子镶着荷叶边，还有白色的流苏。她们煮咖啡，煮粥，然后清理房间，安妮姨妈打扫楼上，卢姨妈则打扫楼下。她们的屋子非常干净、阴暗，外表光亮，散发着醋和苹果的味道。午后，她们躺一小时，然后穿上下午的衣服，领子上别着领针，坐下来做手工活。

    她们是这类人，一老肉体便消散了，或者说是神奇地消瘦了。卢姨妈的头发还是黑的，但是束在发网里显得僵硬、干燥，仿佛玉米成熟之后僵死的穗子。她笔直地坐着，骨瘦如柴的胳膊移动时分外精心、缓慢。她修长的脖子，尖尖的小脸盘，满是皱纹，越来越深的皮肤，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