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在稻草堆上生小孩——当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有一个像鄂伦德那样的恋人，一个如此不完美的皮肤黝黑的孤独骑手。

    内奥米读完后找到我问：“她必须结婚吗？”

    “是的。”

    “我想也是。因为如果女孩子必须要结婚，她不是死于难产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别的问题。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碍。我妈妈见过的。”

    我没有和她争辩，尽管我不相信她的话。她妈妈是有经验的护士。根据她的说法——或者内奥米宣称是她的看法——我听说婴儿生下来有胎膜的会成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皱巴巴的有毛小动物，人脸羊尾，死后保存在什么地方的瓶子里。还有一些疯女人不知怎么用衣服架弄伤了自己。我信或不信这些怪事，要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恐惧。我不喜欢内奥米的妈妈，她的声音刺耳，喜欢虚张声势，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内奥米一样——她还问过我是否开始来月经了。但是任何经历生死，必须目睹、接触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惨死——的人都不得不倾听，不论这些怪事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书上有没有写到他们做那事儿？”

    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