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险的，激烈而炽热，神奇的天赋权利，像七年级读物中讲的亚瑟王的石中剑。相对来说，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泪汪汪，蹩脚地带有自卫性质。男孩子会骑着自行车冲向你，堂而皇之地劈开你所处的空间，毫无自责和同情，仿佛他们希望车轮上装有刀子。而且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会轻声地说：“你好啊，小傻瓜。”

    他们会说：“哎，你的屁眼在哪儿？”语调开心得令人作呕。

    他们说的话剥夺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为他们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让他们取乐了。我的朋友内奥米和我彼此叮嘱“假装没听见”，因为我们骄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边来回避他们。有时我们会对他们大叫：“回到牛饲料槽里洗洗你们的嘴，干净的水你们不配！”

    放学后我和内奥米不想回家。我们看莱森戏院的电影广告和摄影师橱窗里的新娘子，然后去图书馆，它是市政厅里的一个房间。市政厅大门一侧的窗子上写着“女——息——室”。另一边写着“公——阅——室”。缺失的字母从来没有补上。不过大家都学会了读懂它们的意思。

    门旁边有绳子，从圆顶塔的钟下面垂挂下来，一侧的褐色标志写着：损坏图书罚款一百美元。农夫的妻子们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着方巾，穿着橡胶套鞋，在等候丈夫来接她们。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贝拉·费潘，很少有什么人。她聋得像石头，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委员会让她做图书管理员，因为她干不了正当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她待在桌子后面，用垫子、毛毯、饼干罐、轻便电炉、茶壶和缠绕的漂亮丝带组成了一个窝。她的爱好是做针垫。它们都是一个样式：顶上是一个穿着丝带的丘比特洋娃娃，给针垫围了一圈裙摆。她给诸伯利每个出嫁的女孩都送一个。

    我曾经问她在哪里找什么东西，她爬过桌子，跛着脚艰难地沿着书架走去，拿了书回来。她递给我，用聋子孤寂的声音大声说：“有一本有趣的书。”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胜利》。

    图书馆充满了这类书。它们古老的封面，浅蓝、绿色或棕色，已略微变软变松。前面总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着庚斯伯罗绘画中的服装，下面写着：桃乐茜女士独自在玫瑰园，更适合思考这个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页）

    杰弗里·方诺、玛丽·科里利、《大卫家的王子》，有趣的、让人怀念的、卑鄙的老朋友们。我读过它们，不再读了。我非常熟悉其他书的书脊，书名的每个字母的弯度，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它们，没有拉出来看看。《乡间传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与战争》。它们就像你年复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只不过是面熟而已，在诸伯利这样的小城甚至也会这样。

    我很开心待在图书馆里。印刷的书页构成一面面墙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证据——这对我是个安慰。内奥米则相反，这么多书对她是负担，让她感觉压迫和怀疑。她过去经常读书——女孩子的怪诞小说——但是现在长大了不再读了。这在诸伯利是正常的，读书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种开始成人严肃而满足的生活时，就要放弃的习惯。大多数未婚女士会坚持这个习惯，可对男人来说却是可耻的事。

    我看书时为了让内奥米保持安静，会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会写进书的东西给她读。她坐在贝拉·费潘从未用过的小活梯上，我给她拿了厚厚的绿色《克丽丝汀·拉芙兰斯达忒》，找到克丽丝汀生第一个孩子的部分，一小时接一小时，一页又一页，写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书递给她时，我感觉有些悲哀。我总是在背叛某个人或某些人，似乎这是唯一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本书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纪，甚至像克丽丝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