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同一天，我最大的儿子九年级毕业，即将升入高中。瓦莱莉希望我不上班跟她一起去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得参加陆军召回计划的一个特殊会议，她仍然对我惹上的麻烦毫无察觉。我没告诉她，因为她没法帮忙，只能担心。如果一切顺利，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希望这样。我真的不相信当婚姻的另一半无法帮忙时，告诉他们自己的麻烦是明智的选择。

    瓦莱莉非常为儿子的毕业日而骄傲。几年前我们就意识到，其实他根本没学到什么，但却每学年都升到新的年级。我们住在一片低收入区域，全都是骗子和黑人。学校系统根本不在乎孩子学到什么没有，只是不断让他们升级，然后摆脱他们，没有任何麻烦就把他们弄出这个系统。瓦莱莉气疯了，开始自己教他阅读。她干得很不错，现在他能得最高分了。

    瓦莱莉很期待搬进我们的新家，那里是个很好的学区，在长岛。在那里，教师们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合格考进大学。虽然她没说，但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她的孩子将会在跟她儿时类似的稳定环境中成长。我对此没有意见。我不想告诉她，她想要逃避的那些问题根植于我们整个社会，即便在长岛的树荫和草坪里，我们也无法逃避它们。

    再说，我说不定会进监狱。这取决于我今天将要面对的大陪审团。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那天早上，我起床时感觉糟透了，瓦莱莉亲自送孩子去学校，并留下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晚点去上班，所以他们在我之前离开了。我给自己弄了杯咖啡，一边喝，一边琢磨在大陪审团面前我必须做的那些事。

    我得否认一切。他们不可能追查到我收的贿赂，卡里向我保证过这一点。让我担心的是，我得填一份资产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是否拥有一栋房产，在这点上我踩了线。事实是我付了一栋长岛住宅的首付，但目前这栋房子还没有“交易完毕”。所以我填了否。我想着自己并不拥有房产，也没人问定金。但我很好奇FBI是否查到了这一点。他们肯定查到了。

    我预计大陪审团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将会是我是否付了一栋房子的首付，那样我就得回答是的。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在表格里写那个，我就得解释。要是弗兰克崩溃了，决定认罪然后坦白我们当同伙时做的那些交易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要撒谎。他一直都是自己进行着那些交易，没有别人能支持他的证词。我想起来有一天，弗兰克的一个客户想要我转交他给弗兰克的信封，因为弗兰克那天不在办公室里，我拒绝了。那真是非常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写匿名信给FBI从而搞出这整场调查的人之一。真是走运，我拒绝他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嗯，这样他就得作证说我不愿收钱，这对我很有利。

    弗兰克会崩溃然后把我出卖给大陪审团吗？我觉得他不会。他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比他级别更高的人为他作证，比如少校或是上校。问题在于，他们都完全没有卷入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弗兰克人太好，不可能只因为自己被抓就让我也受罪。再说了，他要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他的政府部门工作、退休金和他预备役的退休金。他得死不认罪撑住才行。

    我唯一担忧的是保罗·赫姆西。那个我为他做过最多事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保证过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在我照顾好保罗后，再也没听到赫姆西先生一点音讯，甚至连一包长袜都没有。我曾指望这一笔会赚大钱，至少两三千块，但只有最初的那几箱衣服，仅此而已。但我也没问他要任何东西。毕竟，那几箱衣服也值几千块，它们肯定不会“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但管它的呢，我不在乎被人骗了。

    但当FBI开始调查时，他们查到保罗·赫姆西躲过了征召令，在收到入伍通知后却被召入了预备役。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