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她会发疯的，但她又没钱请保姆。我要么忍着她，要么杀了她，只有这两种可能。”

    我什么都没说，注视着他，他也注视着我。我看得出把这一切告诉一个陌生人——特别是白人——给他带来的羞辱感。然后，我意识到，我是唯一他能暴露耻辱的人，因为我什么都不是，而瓦莱莉曾弄熄了烧伤他女儿的火焰。

    “她那晚差点就自杀成功了。”我说。

    他再次迸出泪水。“噢，”他说，“她爱孩子们，把他们独自留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爱他们所有人，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那才是我最担心的。那女人将会用酒灌死自己的，她完了，伙计。我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

    对此我无话可说。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一天的工作都浪费了，我肯定没法看完笔记了。但我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喝掉威士忌，站起身要走。再一次，当他感谢我和我妻子为他女儿所做的事情时，他的脸上充满耻辱和羞愧。然后他离开了。

    当瓦莱莉带着孩子们回到家后，我告诉了她下午发生的事，她走进卧室痛哭起来，我为孩子们准备晚餐。我想着自己在还没见过这男人、对他一无所知时，就如何对他满心谴责；我又是如何把他代入看过的书里描写的角色，那些跟我们一起住廉租房的醉鬼、瘾君子们；我想着他逃离自己的世界，逃进那个不那么贫困、没那么多黑人的世界，逃离他出生的、被诅咒的生活圈子，丢下自己的女儿被烧死。他将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他对自己的宣判远比我无知的谴责要严厉得多。

    一周后，走廊对面那对恩爱夫妻大吵了一架，他割开了她的喉咙。他们是白人，她有个不愿再偷偷摸摸的情夫。割伤并未致命，那出轨的妻子脖子上裹着巨大的白色绷带送孩子们去搭乘校车时，显得很有戏剧性。

    我知道是时候搬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