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赢了，难以捉摸的克莱尔忽然一下子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粗犷有力！基本上是歇斯底里的琴声轰鸣的和弦，他的下巴不住颤抖，张开的手紧张地往下按去，鼻孔里发出好像电影胶片的声道中的鼻息声，这在我们的搏斗中以前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发出那些叫人难以忍受的响亮的乐声，一边想用脚打开钢琴旁边一个好像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下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胁部，他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越升越高，样子看上去就像年纪衰老、头发花白的疯狂的尼金斯基，像忠信泉，像我过去的一场噩梦，等到升到惊人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划破了空气——空气里仍然颤动着那宏大、深沉的乐声——发出一声嚎叫，脑袋向后仰着，一只手紧紧按着脑门，另一只手抓住胳肢窝，仿佛遭到大黄蜂的叮咬，往下落到地上，很快站住，又成了一个穿着浴衣的正常的人，急急匆匆地跑进外面的门厅。

    我以两倍或三倍于袋鼠的速度跳跃向前，跟着他穿过门厅，伸直两腿，始终保持身子笔直，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接着像跳芭蕾舞似的奋力跳到他和大门之间，想要拦截住他，因为门并没有关好。

    突然，他开始走上宽阔的楼梯，神态庄严，有些阴郁。我换了方位，实际并没有追他上楼，而是迅速地朝他一连开了三四枪，每次都伤着了他；每次我打中他，对他干了这件可怕的事儿以后，他的脸就滑稽可笑地抽动一下，好像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步子，眼睛转了几转就半闭上，发出一个女人似的声音：“啊！”；每次只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就浑身抖动，好像我在挠他痒痒；每次我用那些缓慢、笨拙、盲目的子弹打中他的时候，他总用虚假的英国腔低声说道——同时一直剧烈地抽搐、颤抖、假笑着，尽管如此，却仍用一种奇特的超然、甚至亲切的态度说道：“噢，这下可真够呛，先生！噢，这下伤得可真厉害，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噢——很疼，很疼，真的……上帝！啊！真是可恶透顶，你真不应当——”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然稳步朝前走去，尽管臃肿的身体里有我打进去的那么许多枪子儿——我苦恼、沮丧地明白自己非但没有打死他，反而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活力，仿佛那些子弹是一些药物胶囊，一种令人兴奋的灵丹妙药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次往枪里装好子弹，两只手黑乎乎的沾满了血——我摸到了什么被他浓浓的血涂抹过的东西。接着，我就到楼上去找他，钥匙像黄金似的在我的口袋里丁当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血流如注，极力想找一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想劝说我不要打死他。我瞄准了他的脑袋，他一下子退进了主卧室，原先长着一只耳朵的地方喷出一股深紫红色的鲜血。

    “滚出去，从这儿滚出去，”他说，一边不住咳嗽，把咳出来的血吐掉。真像一个令人惊讶的噩梦，我看见这个满身血污、却依然活泼开朗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在乱七八糟的毯子里。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着几条毯子开枪打中了他。他向后倒了下去，嘴角旁出现一个具有幼稚涵义的大大的粉红色的气泡，变得像个玩具气球那么大，随后破灭。

    有一刹那，我也许跟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噢，根本不是你们普通罪犯扮演的“我只是一时两眼发黑”的那种情况；相反，我想强调下面这个事实：即对他流出的每一滴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出现了瞬间的变化，我好像在新婚后的卧室里，夏洛特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随后我又坐到床边一张椅子上去，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我看了看手表，表面的玻璃已经掉了，但指针仍在走动。整个这场可悲的事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