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方面的绝对优势，相继攻陷长城沿线各口，中国军队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究在敌之优势兵器和火力的压力下，战败后退。日军强渡滦河，连克密云、遵化、蓟县、唐山等22县。国民政府派黄郛北上与日本方面谈判停战。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中国被迫接受屈辱性的停战条件。此战可以看做日本利用中国人自相残杀、进行内战的机会，乘机蚕食中国边缘地区的典型一例。

    日本得陇望蜀，侵占热河后，又开始搞“华北自治”，进一步肢解中国。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成立了一个动摇于日本和南京之间的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以应付日本的侵略企图。日本则进一步施加压力，将华北驻屯军人数迅速增加。日本见华北一时难以吞下，便以建立“大元帝国”为诱饵，唆使蒙古德王成立伪“内蒙自治军政府”，脱离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内部民族间的矛盾，以夺取察哈尔、绥远，取得南下华北的前进基地。1936年11月初，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策划、参谋田中隆吉的亲自指挥下，伪蒙军数千人向绥远进犯。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积极行动。11月23日，伪蒙军由百灵庙分两路犯武川、固阳，傅作义部35军和骑兵师一面迎头痛击，一面奇袭其后方百灵庙，于11月24日攻占这座塞外军事重镇，伪蒙军大部被歼。

    面对内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党派之纷争、外有强敌进逼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全民族的抗战阵营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从其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私利出发，固执地把共产党武装视为明末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日本看做即将进关的清军，并且认为明王朝覆没的原因是没有先消灭农民军就与外敌作战。蒋介石认为目前中国局面与明末相似，要吸取明王朝的历史教训，先清除内患，而后方可对付外敌。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的“五省剿匪会议”上，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外交上，尽可能地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以争取肃清国内政敌和对日作战准备的时间。这样，在具体的操作上，必然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味忍让；对内镇压则毫不留情，对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积极“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反对或违反这一“先安内、后攘外”顺序的党派和武装力量亦采取手段严厉镇压。

    早在1933年夏季，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自发组成抗日同盟军，与敌血战，收复察哈尔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贯彻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竟与日本一同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最后，抗日同盟军被中国政府军无情镇压下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非但没有争取到对日作战的时间，反让日本不费吹灰之力便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又在无止境的内战中把本来就孱弱的国力再加以消耗，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因一人或一党之私利而一再受损，再加上对各阶层抗日运动的严厉镇压，激起了包括部分政府要员、军队将领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愤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已到了全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

    1936年底，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张、杨二人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在外敌入侵时刻，同胞自相残杀，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行的政府要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的努力，蒋介石终于答应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了持续十年的“剿共”。中共方面也放弃武装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苏区改为国民政府行政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