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来的另一扇门板打在背上的力量就越大。左翼的任务是牵制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如果顶不住，就后撤以引诱法军向莱茵河深入，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将其捆住。如果右翼得手，法军后撤，就紧咬不放，从正面协同聚歼法军主力。

    右翼的任务是绕过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向其侧面实施战略迂回，从背后将法军主力全部包围。这是一个典型的“右肘弯击”，整个右翼以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为轴心，向西南方向旋转，横扫比利时中央平原后，由法比边界进入法国，其右翼右端在里耳地区进入法境，史里芬力求最大限度地向西展开，“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再沿瓦兹河流域南下，到达巴黎西边，再折向东南，然后以宽正面向东挺进，以打击整个法军的背部，逼迫法军向德国和瑞士边境溃散，最终使整个法军主力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网中加以毁灭。在这个巨型的轮转运动展开时，为确保右翼兵力的绝对优势，预定从左翼再抽出两个军来增强右翼，以保持最初强大的攻击力（日益扩大的占领区需不断地从进攻部队中抽兵驻守，会使攻击力逐渐减弱）。计划实施的时间表就像火车时刻表那样准确、刻板，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主力，自动员下达后第12天前打开列日通道，第19天拿下布鲁塞尔，第22天进入法国，第31天达到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39天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史里芬期望整个西线战事在6～8天里结束，这也是他估计中的俄国动员所需时间。

    “史里芬计划”虽然是军事计划的杰作，但其中却充满了冒险性。在政治上，该计划的实施粗暴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践踏了国际法。史里芬曾经想把右翼迂回限制在法国境内，普法战争时的色当会战，德军的迂回没有超出法国境内。但史里芬所处时代各国军队已急剧膨胀，用上百万军队去包围上百万军队，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实在太狭窄，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史里芬就打起了比利时的主意，因为在他看来，比利时的中立比起事关德意志帝国存亡的“时间差”的利用，根本不算回事。史里芬刚开始拟定这一计划时，只要求横切穆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个小角，以后随着对计划的不断修改，“小角”逐渐扩展成很大一片地区，这将在政治外交上承担很大风险。事实上，比利时中立问题成了英国参战的重要原因。在时间上，它忽视了老毛奇关于战争长期性的告诫，把赌注都押在速战速决上。确切地说，企图利用俄国动员的迟缓，打一个“时间差”，对法、俄实行各个击破。这就必须冒法军突破薄弱的左翼，长驱直抵莱茵河以及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风险。史里芬一生沉湎于“坎尼战”的研究，他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出现一次坎尼会战，必须一方有一位汉尼拔，另一方又有一位法罗。”他把对法国的战争想象成一个巨型的“坎尼会战”，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对方最高统帅必须是一个法罗式的蠢货。事实证明，法国的霞飞远不是法罗，德国的小毛奇更谈不上是汉尼拔。从作战样式看，“史里芬计划”也并非属于他本人所热衷的汉尼拔的“坎尼型”，而是一种放大的“斜行阵”，属于腓特烈大帝的“鲁腾型”。从德国为实施该计划而作的动员规模来看，属于孤注一掷的性质，他一反预备役部队只从事占领和后方勤务的传统，大胆将预备役部队用于第一线，没有留下战略预备队，当时德国的指挥教令中建议“甚至把最后一个营也投入战场”。

    空前的冒险精神激发出闻所未闻的“灵感”，史里芬在其代表作《坎尼战》中写道：“与其在战线后面积蓄只能是无所作为的预备队……倒不如关心一下如何更好地补充弹药。汽车运去的子弹是最好的、最可靠的预备队。所有从前留在后面用来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部队，现在都应当立即派到前面去进行侧翼进攻。投入战役的兵力越多，进攻就越坚定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