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的针头上。

    “说吧。”他叹了口气。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养玛利亚·露兹的？”

    显然这个问题正中靶心。奥尔蒂斯的脸转向了安德鲁，安德鲁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在我退役的时候，费布尔希望借此让我永远地保持沉默。他带我去了一家秘密的地下孤儿院。大部分孩子还是几周大的婴儿。他让我在其中选一个，并告诉我这是让我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最好办法。他对我说，当我驾驶着将她父母抛进大海的飞机时，我也为拯救这个无辜的灵魂尽了自己的力量。”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至少我知道的不比费布尔更多。我不是执行此类飞行任务的唯一飞行员。但是的确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刚刚结婚没多久，玛利亚·露兹是这些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如果是个两岁大的孩子，大概还会容易一些。”

    “但这是一个偷来的孩子，”玛丽莎抗议道，“你的妻子能够接受参与这样可怕的行动吗？”

    “我的妻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她临死前，她一直相信玛利亚·露兹的父母是被蒙托内罗斯组织杀害的，我们有责任照顾她。费布尔帮我们搞到一张新的出生证，上面填的是我的姓氏。我对妻子说，也许对玛利亚·露兹来说，不知道发生在她家中的悲剧，无忧无虑地过上属于她自己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我们非常爱她，我们待她就好像是她的亲生父母。我妻子过世的时候，玛利亚·露兹十二岁，她为之哭泣就像所有人为自己的母亲哭泣一样。此后我就一个人抚养她长大，我发疯一般地工作，为她支付在大学里学习文学和外语的学费。只要是她想要的，我都会给她。”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玛丽莎打断了奥尔蒂斯的话，站起身。

    安德鲁生气地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她。玛丽莎跨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背过了身去。

    “玛利亚·露兹现在还住在杜美尼尔吗？”安德鲁又问道。

    “不，她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当她二十岁的时候，五月广场母亲组织找到了她。玛利亚·露兹每周末都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在那里搞政治！那些游行她一次都不会错过，她觉得自己正在为所谓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都是那些在大学校园长凳上伺机而动的工会分子向她灌输了这些观点，和我们给她的教育完全不同的观点。”

    “但是正好与她真正的父母的观点不谋而合。她的血管中流的不是您的血液，苹果永远只会落在苹果树下。”

    “你觉得左派思想是会遗传的？也许吧，有些缺点的确是会代代相传的。”奥尔蒂斯愤怒地喊道。

    “左派思想，你谈到它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屑，但是人道主义永远凌驾于一切之上。”

    奥尔蒂斯转身望着安德鲁。

    “如果她再打断我们的谈话，我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次玛丽莎骄傲地冲着奥尔蒂斯扬了扬手指，走出监护室。

    “五月广场母亲们在玛利亚·露兹参加游行的时候认出了她。她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接近她。当她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的女儿立即申请改名。她在同一天离开了我们的家，什么都没有说，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

    “你知道她后来去了哪儿吗？”

    “我完全不知道。”

    “你试着去找过她吗？”

    “只要一有游行发生，我就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碰碰运气。我偷偷跟着游行的队伍，希望能够看到她的身影。有一次，我真的看到她了。我和她说话，求她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们好好谈谈。她拒绝了我。在她的目光中，我看到的只有仇恨。我曾很怕她会揭发我，但是她没有那样做。在拿到学位之后，她离开了阿根廷，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