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的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桩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滕西娅·巴乌特在惟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了，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86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籽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12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至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赶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20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了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322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桩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桩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