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过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像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愚蠢，也是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惟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了。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依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像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一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手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做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像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惟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6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