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12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被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做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过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像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见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像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上一顿，向来是她惟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到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20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了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的情况，脱口而出道：“我好像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晚上，由于乐师们之间发生争吵他被关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