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惯用渠道被切断，政治热情严重受挫，政治参与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他说：“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21)正是这种政治冷漠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一个人越是放弃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既‘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22)这就是哈维尔说的人的能量的“内在化”，他认为这是后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与极权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完全不同，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不断满足使人们乐此不疲。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这种倾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一定社会历史意义的。他说：“从经济的眼光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要鼓励这种消费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要支持这种能量的内在化呢？其一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其二是为了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以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家有系统地引导民众将生命能量转换到私人领域，并将之作为“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是有心理学依据的那就是生命能量“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指社会公共领域，引注)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23)这段话要说明的是民众实现“消费自由”的代价就是在事实上失去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由度被局限在了“消费自由”领域，人们用政治自由(自由参与的自由)、精神自由(精神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由)换取了“自由选择某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24)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人们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中，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营造，因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具有稳定性，而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因此，与其说是民众主动拥抱消费社会，不如说民众是被迫回归个人的小圈子，热烈拥抱世俗生活和本能欲望，当然，世俗生活的乐趣还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那么精神呢？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导向使得文化在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又落入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中，工作劳动本身已不再是人们欲望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生活方式”成为衡量人们身份地位的首要表征。大众消费文化在逻辑上要求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全面地理性化，因为生存竞争已经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一个他者都有可能成为生命主体的竞争对手，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知己知彼，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人们被迫将自己封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