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考验凸现“人”的正面价值取向，有意识地遮蔽了“人”的负面性。其实，现代化永远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使人进步之时，往往也诱发了人的惰性、恶魔性或其他种种消极因素，并使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才是撕破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理想面具之后的残酷真实。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岳鹏程也审时度势，做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他却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悲剧人物”：一方面，他的现代化是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魔力，使他充分地释放着自身之“力”，它无疑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体现出“进步性”，在现代社会，他的“办事果决、作风泼辣、举措及时，推行工作大刀阔斧，十分注重效率以及多谋善断与过人的决策能力”，(23)使他具备着充分的新人素质。然而，在本质上，他并未挣脱小农意识的羁拌，如他以“血汗创下大桑园”为资本，在权力方面，表现出专制、独断的家长制作风；以婚外恋之名，行畸形的纵欲之实；突破市场的伦理与法律底线，不惜采取倒卖紧缺物资的非法手段；庸俗地迎合领导，冷酷地与儿子决裂，面对利益的苟且与奸滑，特别是既缺乏明确的、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追求又不可自拨于此等等，使他凸现的仍然是小农式的精神内核与对现代化的本能反动，所以，陈荒煤老人在看过之后，也忧心患患地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清除长期封建思想所淤积的泥沙，也要防止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侵蚀，不然就功亏一篑。”(24)岳鹏程既乘现代化之“潮”而起，但他的某些反现代化内质不仅可能给改革造成障碍，甚至会摧毁它的整个基础。《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中的现代农人邝开田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仅在于人数众多，也在于农民的负袭最重以及农民在当下的焦点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告诫的：“在不发达国家，农民构成了人口最基本部分，因此农民是变迁机构的首要目标。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多数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25)因此，引导和改造农民，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当今长篇小说对农民的现代化途径及其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尽管欠缺现实的尖锐性和直接性，但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与底层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封建社会及旧时代，妇女是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一个阶层，其中，不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她们的人性枷锁，“三从四德”甚至使她们难以挣得做人的资格。就如孟悦与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说的，她们被“父权”淹没而喑哑无声，在男性的庞大阴影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与位置。在“人→女人→女性”的崎岖小道上，填满了她们的血泪与屈辱，如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三仙姑、新时期以来的菱花、存妮、孟莲莲以及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等层出不穷的妇女悲剧。因此，在精神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被压抑、被扭曲，形成软弱、自卑、狭隘和依附心理，失去自主精神”。(26)不过，自1919年以来，妇女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契机，积极投身于妇女大众的解放事业，她们从争取“男女社交公开”、“男女教育平等”、“女子经济独立”、“恋爱与婚姻自由”等等基础方面做起，从身体解放遂渐深入到不自觉地追求精神人格独立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们又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在市场经济中勇于开拓和进取，努力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主人公的情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概，以求发展、求平等的追求，努力塑造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崭新形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