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非主体性、狭隘偏执、封闭保守、逆来顺受、不图进取、害怕竞争、迷信盛行的文化心理和权威心理。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2)甚至成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由于政治运动、生活变迁、教育改革、科技进步、生存竞争、离开土地进城等等因素，农民也自觉或被迫地进行着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精神取向、生命意识等的剧烈变革。这些长篇小说从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农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及其代价。如《黄河东流去》中的春义与凤英本是一对“由一场黄水冲到了一起”患难夫妻，春义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好面子，“宁可黑脸求土，也不笑脸求人”，在灵魂深处充满了守旧的传统观念；与之相比，凤英则不仅聪明、能干、有心计，能入城随俗，非常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在金钱的诱发下，积极地施展着自己的巨大能量；中的暖暖在趟过经济大潮所泛起的卑鄙、强权、背叛和依附之后，也终于找准了女人的发展方位；更主要的是她们能遵循现代生活的观念与逻辑，拒绝“嫁鸡随鸡”的命运安排，破除了“离婚”的伦理羁绊，在情义与人格的矛盾中，坚持主体的自由与独立，坚持对未来的期待与探索。当然，她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离异不仅源于性格差异，也象征了她们既依赖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基础，又不得不以撕裂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标帜。在她们的精神深处，这种矛盾还潜藏着对自我无法把握的恐惧感、漂泊的茫然以及否定一切的冲动。这种不自觉地现代化无疑是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它既因无法与传统“断脐”而可能导致农民现代化的反复乃至中断，使之退回到“化”前状态——如许茂老汉作为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在长期的“左”的政策压制下，又变得自私、孤僻、爱面子、心肠冷酷又性格脆弱，尽管通过颜少春推心置腹的劝导，温暖了他的心，使他看到光明而“变”了，但真正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农民，他要走的路既漫长又坎坷；但它也无疑又孕育着农民自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动力机制：

    如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作为在大时代的激荡中自觉现代化的农民代表，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农民的现代人格设计理想。尽管作者为孙少平设计了“农民进城”的老模式，但与祥子们的“堕落”结局相比，孙少平在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之时，又执著地追求与城里人平等、有个人尊严、以知识充实精神空间、有文化品味、以科学技术来提升煤矿的竞争力与生产力、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雄心勃勃地自我实现……孙少平由“乡村→城市”的曲折经历就象征了农民现代化之“难与痛”。作者也为孙少安设计了现代版的“丑小鸭”模式。在作者看来，由于先天的小生产者出身与无比广大又深厚的文化背景，使农民被深深地吸附在“土地”上，无法离弃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则，甚至自己也成为农业文明的“构成传统”，在面临着整个时代无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之时，身负重荷的农民转型无疑是尖锐、剧烈并惨酷的，特别是他不得不踩着“土地”来改变自己亘古的生活方式之时。如孙少安从十三岁就挑起生活重担，他无法象孙少平一样，通过离土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模式，他只能在土地与时代的交点中，寻找自我现代化的契机。因此，他在精神方面的进步就显得更为滞重与迟缓，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必须依赖孙少平这个精神导师。他通过做生产队长、拉砖、贷款办砖窑、投资建村办小学等等行为，努力做成一个有主见、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创造自己、通过善举实现爱心、以道德立“人”、个人的效能感与强烈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等“新型农民”。作者遵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维逻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