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矛盾与纠缠，使“自我”浮出历史地表；一方面又面临着“八面来风”，在全球化的碰撞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并以不可扼止的“崛起”姿态重铸“中国形象”。正是在世界的大变动之中，时代精神的总体状况依据不同的主体与客观条件而发生“变形”。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被迫“现代化”的途程中，这种“变形”更是内存着生命哲学的光彩，它不但烛照着中华民族的艰难实践，并融化为民族之“魂”；而且还以现实需要为“镜”，从不同的条件与场景对之进行考量。具体说来，这种“变形”主要表现为当代人文视界中的十大“精神”：

    一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献身集体事业的精神。在当代的社会转型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发生了错位，究竟是以个人利益至上还是以集体事业为重？长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以自己的形象再次彰显“小我服从大我”的家国情怀。金东水在十年浩劫中，尽管被“批斗”、被“停职审查”，但他仍努力争取“为人民服务”；谷燕山在被赶下芙蓉镇的政治舞台且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时候，却仍在“忠于人民、保护弱小的斗争中展示党性的坚强！”；以姜超林、高长河等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田立业、何卓孝等中层干部，田立婷、李堡垒等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三个层面的人物的思索和奋斗、奉献和牺牲。

    一是乐观、积极、顽强的生存精神。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使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不自卑，以农耕文明所培植的“老马”一般的坚忍，面对苦难和永不可知、甚至难以承受的打击，执著地演绎着悲欢人生。如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几乎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他们都经受了“九蒸九晒”，象奔腾不息的黄河一样熬了下来；福贵的生命意识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⒂《旧址》中个人尽管卑微渺小、甚至沦为历史践踏的工具却仍在艰难地延续如此的生命。

    一是积极奋斗、以生命实践信仰的精神。作为民族现代化的关节点，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充满着血与火的考验，信仰将怎样镀亮生命的色泽？彭其在被打倒之后，仍怀着失职之耻要下部队；郭祥在朝鲜战场上，以“给死亡以死亡”的英雄气概，英勇地战斗；白洁宁死不屈，以生命换取了革命的胜利；方雨林在九死一生中矢志不渝，努力寻找12.18大案的真凶并最终揪出了罪不容赦的社会败类，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形象。以及《第二十幕》中尚家数代人历尽坎坷的创业历程。90年代以后，信仰好像不再是世间事物，无法再驻足人类灵魂，包括以精神追求为目标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不断沉溺在缺失信仰的俗世沼泽，可是，就在最普通的民间，就在最普通百姓灰头土脸的身上，信仰的光芒竟如此纯净亮眼，信仰作为人生旨归的力量竟如此真切动人。张承志的，就是一首悲壮地唱咏信仰在民间生生不息的赞歌。

    一是敢于破旧、敢于改革的创新精神。无须讳言，五千年文明既有辉煌，也淤积着沉重的负荷。是因循守旧，成为历史的殉葬者；还是逆难而上，破坏旧世界，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郑子云、陈咏明面对“文革”之后由“左倾”思潮长期支配下的积习，有几千年根基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的封建思想残余、面对着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所滋生的惰性和党内的陈腐势力，他们一方面努力跨越自己的思想障碍，一方面又贯穿着历史的自觉精神，以“身冒矢石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进行无畏的开拓。⒃

    一是自立自强、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其核心，它鼓励着多少有为者在“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