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作为郑重其事的悲剧素材的！”

    80年代初的小说，在还原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之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传统文学中追求“崇高”人生价值的规范化的“理想”。当有人批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空洞、无意义时，作家专门为此作了声明：“我的本意却正是为了提醒我的同辈朋友们，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面对前进着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28)这段话流露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他们的价值观念，面对坚硬的生活对人的消磨与损耗，面对理想的逐渐虚无化，他们无法处之泰然，同时又感到茫然和遗憾。用作家自己在作品中的话来说就是：“也许，这是从小灌输的理想教育，青春时期的奋斗本能，与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整个状况，长期形成的一种变态心理。实实在在、琐碎忙乱地生活着，心里总残留着一点没有实现、也许永远再没有机会实现的东西，在最隐秘的角落里，与现在的自我徒然抗争，搅得人在充实、填满的生活中有时感到若有所失。”(29)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生活更是被剥去了它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作家，更进一步地将双脚踏实在现实生活的地面上，尽可能地用日常生活化的语言剔除某种虚假、矫作的“崇高”、“浪漫”，评论家指出：“我们每每感觉到主人公坦率和天真的性格和希望摆脱任何虚假，向他们本来面目返朴归真的生命冲动。与其说他们要反叛社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他人——不如说是反叛自己，反叛自己身上从文化熏陶中接受和养成的自命清高，假装斯文、故作博学与好作深沉的种种虚伪心理。”(30)在他们的作品中，“古典哲学赋予历史的理性必然被超理性的过程随机性和可能性取而代之，‘崇高’赋予人的理想的自主性也被世俗生活中人的受动性取而代之。总之，人不再成为人的抽象理想，不再在身外寻找自己假定性的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割裂对立，故而不必要为自己树立一种称为超人和英雄的目的性献身使命——人之成为人自身，成为是怎样就怎样的‘俗人’”。(31)包括学者们在评价王安忆的时，也是因为“世俗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第一次进入了她的创作”而认为这部作品是“丰富、宽阔”的。(32)

    (二)日常生活对理想和重大事件的彻底消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描写俗世生活的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余华等，这些描写日常生活的旗手们带着一批被称之为“新写实”的作品，以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为宗旨，面向读者重装上阵。至此，中国文学才正式将比较纯粹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纳进了它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中。“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33)我们从这一批作家的代表小说生产情况可以看出人的日常生活主题在这个时期文学中的重要性：1987年8月池莉的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1989年方方的《风景》发表在《当代作家》第3期；1989年《上海文学》第1期刊登了池莉的；池莉另一篇《太阳出世》获1989~1990年度《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1991年1月，刘震云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界》第1期，这篇小说和池莉的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同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1992年11月刊出余华的中篇小说，获第六届百花奖；1995年12月，余华的长篇小说发表在第6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