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津乐道，实属病入膏肓，不要说去对别人的灵魂进行救赎了，贾平凹自己的灵魂尚需救赎。不过，从贾平凹灵魂不可药救的堕滑中，笔者又分明感到灵魂救赎的艰难。灵魂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人很难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因此，笔者有时又不无困惑地思考：如何守望与救赎我们的灵魂？“与灵魂对话”是可能的吗？通观中外文学史，有时文学的空间又似乎正在此处。尽管灵魂救赎的问题过于复杂，也很艰难，但惟此才更能看出路遥的可贵。当然，无须讳言，路遥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多地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带有清晰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尚未自觉地用现代意识来烛照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这是我们应倍加注意的，这也是陈忠实、贾平凹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对乡土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上，乡土作家们还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所显露出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让我们仍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路遥能够洞悉传统农民身上的弱点，但做不到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剖析国民劣根性，或更客观地对农民灵魂进行双重思考，因此他笔下的乡土人物，包括《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都比较平面，缺乏人性的复杂与张力。他笔下的女人形象，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田晓霞等，也不够血肉丰满，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其性格逻辑和人性逻辑，作品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性色彩和封建意识；陈忠实的对行将没落的封建宗族文化与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理想人格是颇为欣赏与留恋的，这种留恋常常冲破历史的固有发展轨迹，显示出一定的主观性和挽歌性。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共名是新启蒙主义，强调解放个性、思想，倡扬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意识。如果说，路遥作品中的一些与时代不合拍之处，源于他对乡土、乡民的热爱之情，那么，陈忠实的则无疑受到了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贾平凹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他和路遥、陈忠实都有相似的从乡土——城市的人生经历，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还和路遥一样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按道理，应该能够超越农民文化的局限，但是却没有。三作家一致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即使有，也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有种观点认为，这是他们深受陕西前辈作家比如柳青等的影响的结果。这种说法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能否认陕西作家已经在某些方面从陕西那些完成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的前辈作家的文学影响下脱离出来，正在庄严的完成新的历史和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但是由于他们尚未从与前辈作家相一致的农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走出来，所以形成了审美情感和艺术方法的保守，影响了艺术的出新。”［21］的确如此，在深潜的文化心理层面，由于与农民文化的先天的血缘联系，使他们无法清除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的农民性特征，因而不可避免地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思考问题，而无法从更加超越和俯视的外部视角来质疑和批判农民文化。当然，文化心理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艺术思维惯性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去改变，只能说明这些作家的主体心灵过于被动守成，没有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

    尽管三作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是相同的，因此，陕西文学被称为怀旧型文学，面对历史，背对未来，时代气息薄弱。但这并不仅仅是陕西作家的局限，而是几乎所有乡土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乡土作家们普遍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深刻批判的自觉意识，做不到对乡土灵魂进行双重性思考，在文化传承方面又多持保守主义姿态，从另一个向度上，使得他们所塑造的理想国民形象大打折扣：要么过于完美，不够饱满；要么缺乏时代气息，陈腐守旧，这是当下及以后的乡土作家们应该倍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