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

    路遥“修辞姿态”中这种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缘于路遥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那种希望通过文学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济世情怀”：“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19］至于再三书写劳动人民的美好善良，也是因为生活中人们道德水准不断下降的现实状况严重刺激了路遥，使他忧愤不已，想要通过对比和理想召唤的方式使自己时代的人们更好地进行自我认知，以矫正这种浇薄的世风：“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20］这种济世情怀通过写作得到了实现：路遥的作品净化和抚慰人的心灵，而且具有“励志”的作用，它被那些身在底层而又不安于现状的人奉为“圣经”，激励他们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在今天，在玩世主义、消解崇高、认同废墟、逃避理想等大众文化理念铺天盖地将人们淹没的当下，重读路遥作品，也有助于重构这些价值关怀，对人的灵魂进行救赎。这些力量使路遥作品更容易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立人”效果，这是路遥作品直到现在依然深受欢迎的深层原因，也是当下流行叙事中普遍缺乏的力量。

    在陕西文坛，陈忠实是与路遥、贾平凹三分天下的作家。1993年，陈忠实发表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在当代乡土叙事整体式微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陈忠实的文学史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在历史叙事方面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还在于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丰厚饱满的人物形象，如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而其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更是作家十分青睐的理想人物。朱先生自幼苦读，昼夜吟诵，苦心孤诣凿研程朱见解，终于成为白鹿书院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观地理的先生，朱先生不仅知晓天机、料事如神，在道德上也堪称楷模，他生活俭朴，善待乡邻，不畏权势，谦恭诚恳，被誉为白鹿原上的圣人。在朱先生身上，陈忠实寄寓了他的理想。白嘉轩的性格层面比朱先生丰富一些：他务弄庄稼时，能干精明；与长工鹿三相处时，仁义宽厚；对田小娥冷酷无情；使用计谋以自家的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城府之深和缜密、狡诈；对田小娥的迫害以及在其死后造塔镇压，暴露了他的残酷伪善；白孝文当官之后他强硬态度的转变，又让我们体会到了势利的含义。凡此种种，自然地集于白嘉轩一人之身，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的确是别开生面、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尽管如此，白嘉轩的弱点是瑕不掩瑜的，是作家为了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真实而有机地加诸人物身上的。毕竟，从整体上说，他的勤劳质朴，仁厚正直的品德更让作家赞叹。在他身上，显然体现了作家对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学为好人”的长期思考。因此，白嘉轩仍然是作家倾心礼赞的人物。可以看出，在这些乡土作品中，都蕴含着作家关于民族精神自救和民族灵魂更新的意愿和努力，不过，作家们的作品在济世效果方面不一而足。路遥作品因主体性凸显对现实的参与性最强，文学社会作用的发挥也最为有力。同属陕西作家的陈忠实，其在对现代人的灵魂进行救赎方面，比起路遥来，是比较无力的。因为它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人格，比如朱先生、白嘉轩，已经遁入历史的暗夜之中，与现代人的生活理念相距太远，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至于贾平凹，他在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病态心理、低级趣味、粗鄙化、游戏化笔墨等消极病象相当严重。他写这些并非是想藉世俗主义抵达理想主义，而是对此欣赏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