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锻炼》对乡土灵魂的疾患，缺乏“发现”的眼光，而只是“始料不及”的写真。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也发表于1958年，写的是当时的流行化主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者为我们描画了乡土中各色人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同反应，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是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不定的落后农民形象：盛佑亭(外号：“亭面糊”)。如果抽掉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有着时代局限性的主题，盛佑亭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有着超越时间的意义，它喜剧性地写出了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在新事物面前的犹疑，观望，狡黠，立场的不坚定和历史惰性。作者以不失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生动而又宽厚地活画出农民灵魂的某一侧面。

    1960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在文学圈内获得很高评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批评家们对小说中的青年英雄人物梁生宝青睐有加，而并不那么进步的老农民梁三老汉——梁生宝的继父却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印象。梁三老汉这一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的精神负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的典型心态。与梁三老汉这一虽然有缺点却让人觉得亲切自然、可触可感的人物不同，梁生宝是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理想国民的塑造，然而缺乏人间烟火气，不够真实生动。对此，当时就有批评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与主流批评家不同的声音。比如严家炎就认为，《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6］邵荃麟也持此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7］实际上，《创业史》中塑造得最为成功、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不止梁三老汉一人，还包括富农姚士杰、郭世禄乃至王二直杠老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和梁三老汉一样，都属于“中间人物”或“落后分子”之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那些作者最为倾心的正面光辉形象，恰恰是作者要规劝、说服、讽刺甚至批判的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位，是因为作者在面对这些人物时，由复杂矛盾的情感态度所决定，往往会不自觉地超越简单的好人/坏人、先进/落后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塑造模式，不用处心积虑地对这些人物进行净化处理，从而使这些人物显得真实可信。这些人物的存在，间接地传达了当时农村中除英雄人物外大多数人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真实情感态度。

    邵荃麟和严家炎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在塑造上所凸显出来的缺陷的批评和对写中间人物的倡导，引来了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其中火药味最浓的是1964年12月14日姚文元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一文。文章将这种文学理论上的争鸣上升到了可怕的高度进行批判，迫使批评家们对此问题噤若寒蝉，也使后来的直至“文革”期间的小说文本中，中间人物逐渐销声匿迹，小说中只剩下高大完美的正面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潜藏的坏分子等两大黑白分明的人物阵营，小说人物设计上的类型化和概念图解化走到了极端的地步。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根本谈不到对乡土灵魂的发露。

    新时期伊始，“复出作家”进入创作黄金时期。长期被放逐于主流文学界之外的经历，使他们在文学选材、人物塑造、艺术思维等方面有可能和“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从而也使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接通成为可能。在这批作家中，江苏作家高晓声的一组乡土题材小说引起很大反响。高晓声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引起文坛注意后，又一鼓作气写下了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