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一夜之间使这些民俗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的写法对当代文坛的冲击，叶维廉在《危机文学的理路——大陆朦胧诗的生变》一文中谈朦胧诗的观点或许对我们有启发。朦胧诗甫一出现，难懂之名就随之而来。读不懂和朦胧古怪等词语最初是对此类诗的批评用语，“朦胧诗”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但早在八十年代初，叶维廉就指出，“所谓‘朦胧’，所谓‘难懂’，对大陆以外一般的读者而言，根本不存在。”(52)朦胧诗难懂的问题“不是表达策略上的问题，而是阅读与诠释习惯上的问题。”(53)是由于大陆长期以来“作者、读者一再走向一种观察现实的方式，走向一种表达现实的方式。”(54)而这种问题在1949年以前经受阅读训练的读者那里是不存在的。“在他们读中国古典诗或西洋诗的习惯里，多重暗示性，意义不限指，是诗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诗本来就有隐有秀，秘向旁通，含蓄而丰富。除了一些专写个人私有象征那些诗之外，有放射性的指涉作用的意向，一向被视为优点而非缺点。”(55)

    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旗竖起之后，许多人发现三十年来一再被加强和肯定的价值观体系坍塌了。诗人失去了外在世界的价值依托，很自然地摒弃外在世界而转向内心世界，去追求新的价值和意义。重构个人存在价值的历程必然是以艺术的创造和文化的再现作为先导，新的表达方式的选择是思维破除限制后的必然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实践，尤其是他被世界文学所承认的现实也促使当代中国作家重新反思文学本身，模仿和研究都是必走之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引向一个新的纬度，不但使八十年代的作家着迷，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有作家在继续这种手法，只是同样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阿来霍-卡彭铁尔(56)的这段话可能是我们要切记的：“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的丰富性进行非凡的和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57)为了魔幻而魔幻，只会走入死胡同。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后面蕴含了巨大的显示寓意，这就让我们不由不思考同是先锋小说大师的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遭遇。很长时间以来，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都是被当作现实主义作家来介绍的。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阅读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其实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他早在《危地马拉神话》(1930)中就已经在收集整理拉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原生态的东西，作品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波波尔-乌》中的故事，反映了古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世界观和文化传统。作者以诗一般的笔触描绘出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和魔幻的气氛。《总统先生》(1946)和《玉米人》(1949)都反映了拉美国家走过的艰辛道路，但作者所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却是植根于拉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的，具有鲜明的拉丁美洲色彩。当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欢呼时，却忽略了一个可见的事实，那就是拉丁美洲经过三百多年的殖民地之后，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拉美国家的历史印证了这一变迁，拉美作家也在用笔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去。总统形象的塑造具有广阔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不仅是危地马拉，而且是整个拉丁美洲专制独裁暴君的典型形象。作者在小说出版后解释说：“这是人们对貌似现实实则古老神奇力量的崇拜。总统是一种神人、超人。他代表了原始社会中部落酋长的职能，具有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神力。”(58)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他善于把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意境插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他用梦境幻觉、联想、譬喻及心理渲染等等艺术手法来多方位的刻画涉及到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第37章“托伊尔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