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理由也充满了悖谬，为了不让乡下人误解，是他耽误了他的机遇，故而收取了贿赂。乡下人终其一生没能进去的法的大门在乡下人死后竟消失了，看门人说，这个大门专为你而设。那个乡下人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进入法的大门，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进入这个专为他而设的大门。人的命运里有多少这样的悖谬？《乡村医生》的遭遇就更体现了悖谬的主题了。乡村医生半夜接到急诊铃声，赶紧出诊。为了这次十里路之外的出诊，他费尽了心机，当他来到病人家中时，却被强迫跟病人躺在一起。当他仓皇逃出病人家时，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好在冰天雪地里游荡。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和对悖谬主题表现得最为充分。银行职员K不知为什么被宣布为罪犯，他也影影绰绰地觉得自己是犯了罪。他在焦急的等待中上诉，上诉不果，他竟隐隐盼着被处决的那一天，当他的克星来到时，他竟有某种莫名的解脱之感。中的K，终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能够进入城堡，最次能够在城堡下面的村子居住，为此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但他始终被排挤在城堡之外。K耗费毕生精力也办不了户口，成不了城堡的合法居民，但到他弥留之际，城堡却突然宣布准许他在村子里住下。虽然卡夫卡在笔记中决定最终让城堡当局同意K居住下来，但K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他只是得到了同意居住的心灵安慰。马克斯-布罗德曾认为卡夫卡是犹太民族的先知，我们在卡夫卡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看到了犹太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到卡夫卡死后十几年间，欧洲社会的巨大变迁，你不能不敬佩文学家敏锐的直感和洞察力。两千年的漂泊生涯让犹太民族经受了太多的无根感和漂泊感，K终其一生所苦苦追求的正是一种归属。虽然我们可以把K的举动作多种可能的解释，但三四十年代犹太人遭遇的种族灭绝大灾难正是犹太民族命运的现实，卡夫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形诸笔端。

    余华曾坦陈，他的就是读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后写成的。中也充满了佯谬感。父亲让“我”出门长见识，“我”路遇许多人，但他们都像烟一样没有给“我”留下印象。搭乘上一个个体运输司机运苹果的车后，“我”有了一些现实感，但很快就被抢苹果的人弄糊涂了。因为抢司机苹果的人里面竟然还有司机本人，而“我”这个为他的苹果而战的人竟然被司机本人抢了。比较而言，这两篇小说讲的故事都是非常抽象化的，人物和故事都不真实，故事里的“乡村医生”和“我”都是很虚化的人物。医生在迷迷朦朦中被推上不知哪里来的马车，虽然马从自家猪圈出来，可他知道自家猪圈好久没人光顾，没有养过猪，又哪来的马，但他还是坐到这个不知来历的马车上了。医生为小男孩看病时也是如此，没病和有病似乎只在一念之间。他被病人家属强迫时也似乎是在梦中。他在冰天雪地的漫游就更像是一场梦游了。《乡村医生》把现实的与非现实的，合理的与荒诞的结合起来描写，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从而使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一种原罪感贯穿于小说之中。中的“我”也是一个虚化的形象，你感觉不到他的血肉，感觉不到他的思想，他像烟一样不确切。“我”远行却没有一点目的性，在做一场精神漫游。这个漫游由于路遇抢劫事件而现实起来，又由于司机自己抢自己的行为而虚化。司机的行为印证了这是一个悖谬而不可理解的世界。全篇中，“我”一直在寻找旅店，这样的旅店也是抽象化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旅店。作为象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卡夫卡的。“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后，发现那个遍体鳞伤的汽车是要找的旅店。从语义的多重性上看，《乡村医生》和都可以从多方面去阐释，但佯谬感却贯穿了两部文本的始终。

    格非的《褐色鸟群》中所谓语言迷宫也恰似一种悖谬，那个面目经常变换的姑娘，致使主人公“我”也经常分不清。“棋”，“穿橙红(或棕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