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中的人性扭曲。他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的思考深刻地讨探了唯物史观，是当时作家中具有哲学意识的少数人之一。在张贤亮的身上，表现了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他与时代的脉搏在同时跳动。

    在政治生活仍然为主要背景的时代下，当时的作家基本上都持有一种精英意识，但这种精英意识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真正具有精英知识分子品质的作家并不多，大多数仍然表现为平庸的大众知识分子形象。

    4、第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知识分子内核的凸现

    真正能够体现知识分子气质的是那些思想家、批评家，是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立场摆得异常分明。孔子著《春秋》，鞭笞时事，其周游列国，无功而返，最后编，所以这一切，都不过向时世摆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庄子看不惯孔子这样张扬地显于世，便讥讽他，然后论道，于是有了。

    在文学中，真正能凸现知识分子立场的是那些有价值倾向的文本，也许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也许是诗歌，而更多的是评论和散文(尤其文化随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界前后出现过两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集中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从而使作家群体有了自然的分离。

    第一次是在1978年。朱光潜率先在一篇文章［1］中重提“人道主义、人性论”，后又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5)。可以说，朱光潜的这些观点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力批判，将人性的阶级论观点进行了反抗。随着他的出现，在1979年3月，陈恭敏发表了《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6)，可以说，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观。他们不仅仅为文艺正名，为人性正名，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承担精神。

    1980年，钱谷融更进一步地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7)，为当代文学走向人道主义开辟了广阔的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戴厚英在的《后记》中直接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苏醒或重生：“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或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哲学界则开展了更为纵深的讨论，其中，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他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便是人性”的挥发使文学理论界找到了更为踏实的理论基础。1985年，刘再复便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表系列文章，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高潮。

    如果说文学作品更多地是以描写现象简洁地表达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话，那么，批评家则是直接的，本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当然，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在他们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立场上确立的。

    5、知识分子的崛起

    与其说徐敬亚的诗论《崛起的诗群》(8)是对八十年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歌颂，倒不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描述。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首先吹起号角的不是别人，而是诗人，所以诗歌被称为“时代的号角”。诗人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说朦胧派诗人在得到整个文学界的承认并自然地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这在北岛和舒婷的诗中是很明显的，北岛一方面试图要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