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知识分子在强调人性普遍性的同时，反对崇高、终极价值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认为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在根本上没有任何差异。这种论调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反映人性的作家那里，有着广泛的联盟。这正是中国文学缺乏精神资源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对于中国来说，一直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和宗法制思想下，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家长”，成为“家长”和“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要么就沉默。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本有的探讨世界真理、阐释和捍卫公共知识的精神，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本着“学而优而仕”的功利态度而趋于权贵，致使知识分子沦落为一种世俗的、功利的、趋炎附势的群体，失去了应有精神向度。

    要辨清什么是知识分子，首先要辨清知识。老子和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楷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苏格拉底说得更清楚一些，他说，知识有流行的知识和永恒的知识，人们要分清楚哪是永恒的哪是流行的以后，方才能够认识真理。先秦时期的名家和墨家也曾为“名”与“实”进行过很多辩论。

    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苏格拉底认为是神授的，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神授的，所以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永恒的，神圣的。耶稣使这一切宗教化。即在他们看来，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神圣的，永恒的，有价值的，是肯定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是这样。老子虽然也认为有永恒的知识，这就是道，除此之外，都是流行的知识。“有”是从“无”中来的，因此，在老子看来，知识也是从无到有，知识是变化的。孔子则认为，知识是传承而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下来的。当然，孔子也认为有些人“生而知之”，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说，至少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从学习中和实践中获得知识的。

    汉时有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是神授的，因为有神龟的背上刻着这样的知识。但同样有学者批判了这种认识，认为“阴阳”、“五行”是从前人那儿继承下来的，是前人的经验所得，至少“五行”学说在夏朝是大法。

    实际上，今天学术界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认为知识最早就是经验。这种经验是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些公共经验，也即公共的知识。古时候，所谓先知实际上就是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老人。给这些公共经验命名，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而诞生新的知识。那些公共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识。由于传播的原因，在古时候，能够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人是很少的。这些公共的经验再与个体的体验结合便产生了个体的知识。于是，知识在此首先被分为公共知识与个体知识。但是，在知识的发展和传播中，当公共知识即常识被人们都接受的时候，公共知识就自行融入生活中，仿佛消失了，剩下的便是个体的知识。这些个体的知识，在一定阶段又会成为公共的知识。比如，老子和孔子所拥有的个体知识经验在传播和接受后大部分便成为一种公共知识。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觉得他们的个体性也同样存在呢？原因是这种公共性超越了常识，它成为一种本质。还因为传播中历史的记忆。

    知识产生以后，在传播和发生作用中使知识的掌握者即知识分子开始显现于社会，并在不同时期发生角色的转变。根据这种变化和产生的作用，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精英知识分子。站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立场上，批判旧的价值和秩序，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具有独立的知识观、价值论和清醒的意识，其批判精神来自于知识的永恒性和道德良知，其构建精神来自于对时代和社会的信任与激情。在知识的传播和运用中，他们往往起着主导性作用。如孔子、孟子、旬子、柏拉图、康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