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会腐蚀知识分子的良知，所以他提倡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永远是极少数的人，他们是正义、良知、真理、理性的真正拥有者，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能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班达对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彻底的，而且这一批判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影响极大。

    另一位对知识分子有研究和批判的是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萨依德。出生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后赴美国留学并声名渐起的萨依德站在欧洲中心主义对立的立场上，阐述了他的“边缘”的知识分子精神，其实这正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精神与他内心深处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意识相结合的精神。他的理论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从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批评所继承的西方几百年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指出，知识分子应是理想主义者，是违逆大众而不是顺应大众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要为民族和传统设限，超越狭隘的民族和传统文化界限，捍卫一种超越性的普遍价值；知识分子应是永远的内心的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知识分子在现代必须努力保持一种业余的态度，即边缘的姿势；知识分子要勇于批判权力，永远对权力说真话；知识分子应是一个永远的怀疑者而不是一个真信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尼采的精神，但是，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立场与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萨依德的这一立场和精神，对于九十年代正处于反思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声惊讶。

    萨依德在《论知识分子》一书中申明，“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2)永远不让大众意识左右和官方意识所限制。

    如果我们仔细地察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人群体，就会惊讶地发现，萨依德所提倡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青年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一种潜在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初次踏入文坛时的那种姿态、神情和宣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重点论述。

    除以上二位外，还不得不提的便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认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普通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就是教师、牧师、行政官员等)和特殊的也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在于：其一，向大众尤其是非学术群体的人传播知识，加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情感联系；其二，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权力的政治实践。

    从以上三人的理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因其社会中角色、意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向度。从这种简单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班达和萨依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有共同的精神，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似乎正是葛兰西的对立面。葛兰西的理论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中被广泛引用，但实际上，葛兰西是将知识分子笼统化，泛化，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简单化，把知识分子的层次感和使命感消解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侵入和知识分子权利欲望的膨胀是与这种知识分子观念暗通心气的。在中国，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立场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持的一种态度，但是，在中国又恰恰缺乏班达和萨依德意义上的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有人说，斑达、萨依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原因很简单，批评者言，他们是将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最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立了起来，这种言论已经过时了。批评者自然是赞赏葛兰西了，但是，事实上在大众文化猖獗的今天，稀有的具有精英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了时代的圭臬，甚至是时代的良心。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确认和划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