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写知识分子的有：茹志娟的、肖平的《墓地与鲜花》、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王蒙的、李国文的《月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宗璞的《三生石》等；写老干部的有：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莫应丰的《将军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涉及其他群体的作品主要有：方之的《内奸》写商人，葛广勇的《解英瑶》写售货员，刘克的写护士，韩少功的《月兰》写农民，孙建忠的《甜甜的刺莓》写少数民族等，这些作品的影响在当时远不如上述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作品。

    上述三大群体成为伤痕文学的叙述对象，从文学表现上看，既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回归，也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反正，承认他们是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的发现”的开端，但这三大群体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我们的文学常常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建国后我们的文学“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此时的工农兵开始被边缘化了，直至新写实小说出现，普通人、小人物成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当然，我们不否认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得以表现的“工农兵”也不是全部或整体。我们的文学总是人为地将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强化“弱势群体”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蔑视，暗示人与人精神人格的不平等，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分工确有不同，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权力，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人内在的基本需求，在今天，有意识地强调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对人的另一种形式的歧视。“打工文学”、“80后”本身就是带有倾向性的提法，喜欢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或阶层，然后居高临下地俯视关怀弱势人群，使他们自卑、怯懦，甘于被扶持与救助，从社会层面说，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从文化心理层面来说，这是对人性的别样的“践踏”，等于是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人的生命价值，才是对人的最根本的尊重。新时期之前，工农兵是文学的表现对象，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小市民等被边缘化、被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21世纪以来，人为划分的人群或阶层越来越多，新富阶层、中产阶级、小资、自由职业者、外来务工者或农民工等称谓都是对人的等级划分，而蓝领、白领及后来的金领、粉领等阶层则带有强烈的“类种族歧视”的性质，我们的文学表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这种恶习的泛滥。

    伤痕文学是文革十年浩劫中受伤甚至身心致残的人用自己的舌头舔舐伤口、用自己“残损的手掌”抚摸伤痕的作品，虽然有其历史和美学上的局限性，但却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情感经历和内心伤痛，为未来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财富，它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伤痕文学在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造就的民族创伤与国家苦难的同时，也有部分作家对文革及其之前的历史进行了追溯与反思，探求文革和极左路线产生的政治历史文化渊源，这类文学后来被称作“反思文学”。其实，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的产生并不是历时性的，它们具有共时性和交叉性的特征，也有文学史家建议将之作为同一种文学思潮对待，也不无道理。

    当然，伤痕文学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其原因之一在于很多伤痕文学作家社会意识强于艺术创造力，他们善于捕捉时代的敏感问题，但当社会矛盾中心发生重大转移时，就可能无所适从，在1990年代文学意识多元、读者的审美趣味日趋多变的时代，许多伤痕文学作家的艺术生命力呈现出了枯竭之势。旷新年将“新时期文学”统称为“伤痕文学”，因为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将“当代文学”自觉地作为自己否定和消解的对象的，从“伤痕文学”到“个人化写作”以至“日常生活”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