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小说发表时恰值“两个凡是”盛行，中央文件口口声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汇报》发表这篇小说是需要非凡的判断力和魄力的，并最终成为否定文革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这篇小说的政治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一场浩劫”。

    早在在《文汇报》发表之前，总编马达就发现了小说描写中有悖常理和人情的地方，比如王晓华下乡9年与家中不通音信，林彪自我爆炸后，恋人小苏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王晓华却一口回绝，母亲平反后重病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王晓华起初犹豫不决等等，这些都是小说中明显的瑕疵，也是小说无法深入到人性的底部的重要原因。20多年后，马达谈到当时勾起的他对自己文革遭遇的回忆，马达的女儿也曾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逼迫“与父亲划清界限”，遭到女儿严正拒绝。这与小说的故事情节形成悖论，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索。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争论之后，伤痕文学在写作的空间与时间上都得到了拓展，在政治上，伤痕文学以叙述民族苦难的普遍性配合了批判文革、冤假错案的平反及真理问题讨论等，从思想和情感上彻底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思潮，对伤痕原因的反思也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中心，其中主要指向有：一是对制度本身的质问，一是对人性的探索。

    从政治文化上说，伤痕文学的兴盛与其叙事策略相关，伤痕文学巧妙地把现存制度与“四人帮”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区别开来，以批判极左路线配合、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这是作家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但文学有其内在的叙事逻辑，极左路线与现存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质疑，比如徐明旭的小说《调动》(1979)；沙叶新等人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1979)；叶永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9)、陆剑钊的诗《新军和士兵》(1950)、熊召政的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1980)等；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1978)、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1979)、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1979)等，这些作品在诉说个人与民族不幸和灾难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制度本身，涉及深藏在体制之内的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由电影演员张瑜主演的电影《女贼》在国内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至今未在国内公映；作家白桦也因《苦恋》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类型的文艺作品显然不是主流政治所倡导的，文革的灾难，民族的伤痛可以向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去追讨，但是“质疑制度本身”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是不被允许的。

    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是普遍的、广泛的，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关系最直接的是三大群体：青年(包括红卫兵和知青)、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以这三大群体为主分别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伤痕文学作品，事实上，工人、农民和其他人群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精神和肉体的戕害，但他们无力书写的自己的灾难和痛苦，而有言说能力的人还在摩挲自己的伤口，无暇为他们代言，所以伤痕文学实际上是上述三种群体的文学，普通大众或者说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工农兵(包括其他边缘性的人群，如小市民等)几乎是缺席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写青年的有：郑义的、金河的、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阿蔷的、曹冠龙的《锁》、、《火》三部曲、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胡月伟和杨鑫基的《疯狂的节日》、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