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存在。终极来说，这甚至无关乎小说书写技艺的选择，书写者可以是谦卑的、隐藏的、不用到任何自我的具体成分，也可以是强势的、心急的、整个人直接跳出来，像雨果的，便让自己躲在和上帝一样透明但知道一切的冷眼旁观位置，托尔斯泰的则管他的直接冲上火线大发议论甚至和读者吵架。但我们说，这个“我”都在的，即使书写者只情节地重新叙述一个已有已知的故事，他也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故事，在视角里，在声腔语气中，在节奏的疾缓快慢所显示的焦点微调，在自觉不自觉的具体细节云云。弗吉尼亚·伍尔芙说：“首先他得先相信。”相信它是真的，或相信它是荒唐滑稽的，像布洛克便相信谭纳命带一堆女色情狂是假的，是对可敬“七”的玩笑，因而更肆无忌惮，你相信，然后这个故事的叙述或者转述才得以开始，就在相信的那一瞬间，你已无可避免地进入到故事里头了，《圣经》把这样子的经验称之为因信称义。

    所以博尔赫斯这么讲：“我对我的文学信念态度，可以用一句宗教意味的话来说明：我信它，不是因为其为首创，而是因为其为我所相信。老实说，我认为以下这个假设放诸四海皆准，甚至对那些设法否定它的人亦复适用：所有文学作品说到底都是自传性的。”日后，他还讲他这辈子从未在笔下创造过什么人物，他从头到尾写的都是自己，“都是同一个老博尔赫斯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遭遇”。

    有点对博尔赫斯和他的睿智话语不好意思，但我们应该也可以这么讲——谭纳和这些各国各族的女色情狂，其实也都是同一个老布洛克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上床。

    受苦的女性

    注意到没有？博尔赫斯讲自己“同一个老博尔赫斯”时用的是单数，而纳博科夫的“我在作品中演化几个自我”的自我却是复数。

    单数或复数，原无关宏旨，当然只是语义学的问题而已，其最根本的意思殊无不同。但它们确实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东西，指向了往下不同的思维路径，这里，纳博科夫的复数性自我恰好能帮助我们回答那个有关“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怨妇问题。

    读者和妻子面对同一部小说的虚实猜测，其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闲着也是闲着的八卦，后者则明白且立即地攸关了身家幸福。感情中，婚姻里，我们经常得做某些过度承诺，因为不如此我们首先就通不过比方教堂神父宣告婚姻成立之前的仪式性询问(“你是否答应终身爱她？在困难中在病痛中不离不弃她？……”像不像警察抓小偷时的“米兰达警告”——“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我们更常忍不住做某些明知不可能的要求并坚持兑现，比方说情侣间夫妻间不可有任何秘密一切透明云云。然而，所谓的秘密有很多种或说很多层次如好吃的可颂面包那样，第一层当然是知道但不说出来(又可粗分为恶意欺瞒和不好意思承认两层)，再来是没机会想起并说起，再来是如本雅明所说不知如何叙述自己，最深一层是自己也不知道，它只会在某种不一样或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遭遇中才被发现被演化出来，因此它是秘密，但其实也是人的潜质和可能性。

    要命的是，小说，某个层面来说，进行的正是这个深层的探勘演化工作，这之于人类全体当然是高贵而且勇敢的，惟“公鹅的好菜并不等于母鹅的好菜”，对书写者本人那位可怜的妻子而言，这却经常是个致命的噩耗，她看到的不是珍稀的成果，而是不敢置信的秘密，是另一个全然陌生的丈夫，包括他原来(可以)这么看待异性，看待感情和婚姻，看待生活和生命本身一切一切，尽管这些都没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这是否只意味着缺乏适当的机会？是预告了不可测的可怕未来？况且，有些事不是真正去做才构成犯罪，在森严的感情律法、婚姻律法中，犯意通常比犯行只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