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志武教授的设想，中国政府如果对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发1000元的退税（未成年人也在派发行列），需要1.1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但由此可以刺激民间消费增长，进而带动GDP增长至少5个百分点，对积弱已久的中国股市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记者：有哪些迹象说明中国已经到需要采取减税、退税措施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减税、退税的临界点是什么？

    陈志武：有几个事实不容忽视。

    第一，去掉通胀因素，过去12年中国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年均增长16.2%，2007年和2008年更快，增速超过30%。相比之下，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累计增长1.2倍，年均增长6%。很显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正在加快速度往政府手里集中，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税收花在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钱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严重。从简单直观的角度看，什么时候看到市府、县府、乡府争相盖“白宫”，互相攀比谁的办公楼更牛，那就说明政府税收过头了，该退税、减税了。从理论角度讲，只要政府每花1块钱所带来的好处低于民间社会自己花1块钱所能带来的好处时，那就标志着减税、退税的临界点到了。

    问题是，在中国没有实质性法律架构来约束征税权，来判断什么时候税率高了、税种多了、减税临界点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征税、加税都应该更加谨慎。过去不受制约的税种和税率的扩张，该结束了。

    税钱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退税不是政府乐善好施，只是把本来就属于民间的钱退回去一部分。

    第三，全球经济在减速，可能正在进入衰退，资源和食物通货膨胀，这些不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也加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继续恶化的话，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寄钱，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在当前情况下，退税、减税是否比政府部门增加投资更能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陈志武：过去中国经济碰到挑战时，惯用的办法是由政府出钱加大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投资来刺激增长，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是如此。

    在以前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急需建设交通运输网络时，那样做是对的。但是，由于一直沿用这种做法，这些年的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能打开的国际市场已基本打开，国际市场甚至已经挤满中国商品，如果还靠国家投资继续扩大产能，遇上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增产的东西谁来买？

    所以，从此以后，刺激经济、解决增长挑战的办法必须从投资转换到拉动消费上。也就是说，把原来由政府做投资的钱退回给中低收入家庭，让老百姓手中可以花的钱增加，由老百姓自己去消费。同样多的钱，由不同的主体去花，在效果上差别很大。

    如果今天还是由政府去花在基础设施、形象工程上，这些基础设施、形象工程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并不能产生太多新的就业，不容易通过这些投资激活一连串的收入增长效应。

    今天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的瓶颈是居民消费不足，如果把钱给老百姓花，民生消费就能立即产生有效需求，为包括医疗与教育的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提供新的收入机会，进而带来新的就业和更进一步的收入增长，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增长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在产量过剩情况下，每给老百姓退回1块钱的税，可以产生超过1块钱新的GDP的原因。

    总之，经济快速发展到今天，退税、减税必然是政府调控、刺激经济的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