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义和团情结”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有其深刻的根源。首先是对西方的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的反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近代，中国人民却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对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极为反感甚至痛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被看成是“百年雪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则勾起了许多人对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历史事件的回忆。

    其次是民族伟大和自豪感。中国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使中国人都有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的观念。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应该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能由别国来指手划脚，告诉中国应该怎样做。中国的命运要由自己来主宰。

    最后是对激进革命的认同。虽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受欺负、压迫的苦难经历使得中国形成了产生激进主义的土壤。中国革命的成功使激进主义更具有了正统性。这正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等信条曾一度为人们所接受。当今的美国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道，欺负弱小国家，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集中体现。中国应当同情、支持、帮助这些受美国欺负的弱小国家，同它们一道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斗争。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会更具有危险性吗？

    答：是的。我同意。因为人民能变得更兴奋。但是，你必须明确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它是否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历史将表明，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有更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其次，它依赖于领导人（无论是否是民主产生的）是否刺激民族主义。我们看到，在现今的台湾，（台湾）民族主义虽然还不能被自由地运用，但至少陈水扁正利用它来搞公投。我强调，一个独裁者利用民族主义去维护权力比民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连任而诉诸于民族主义更危险。

    斯乐伯谈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中美关系

    问：中美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对双边关系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伴随着经济演进，中国正在进行一个长期的政治演进。政治演进曾是一个从强硬的独裁主义到更温和时期的运动。在我们的词语中，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按我们定义的民主，中国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政治竞争、公开出版和言论。但是却有显著的趋向，向有弹性的政治发展，人们有更多发表言论和出版的权利，在村镇层次，有一些政治竞争。所以封闭趋于被打破，变得更公开。那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的结束。仍然是一党。但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选举圈。当我1981年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限制非常严。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我在演讲快结束时启动讨论，但回应者很少。但是最近一次，2000年在北大演讲，就非常开放。学生愿意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是批评领导人，只是批评政策。讨论也相对坦率。所以，我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还是重要的。但在20或25年前，我也不认为它是强有力的。我还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敌对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在中国，当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上升。并且，民族主义成了帮助统一、支持国家的武器。在美国也一样。“9·11”后，民族主义增长，并且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美国出现，保护美国意识变得很强，这帮助了布什政府。所以我认为，敌对的民族主义比意识形态差异更重要。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美国的